内容提要:在关于1980—1990年代诗歌发展的表述中,“断裂”的说法和“进步”的叙事都不足以准确而清晰地概括或勾画这两个年代诗歌的关联,必须回到两个年代诗歌的具体情境中,梳理各自的发展线索以及二者在诸种因素的合力下出现的更迭与转变。从两个年代的重要诗歌出版物入手,能够透视这两个年代诗歌的复杂联系及其隐含的种种议题。通过梳理并分析一些关键而被忽视的诗歌出版物及其形成的场域,可以发现:1990年代诗
内容提要:自1942年3月奉调延安后,贺龙对延安文艺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方面,他主要通过倡导“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和批评延安文艺工作者与前方脱节的现象,强调延安文艺要密切与现实的关系、及时地反映现实,从而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在对现实的评价方面,他要求延安文艺必须建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处理好“歌颂和暴露”问题,尖锐地批评了延安出现的将批判矛头指向革命阵营内部的“暴露黑暗”的作品。在形式层面,他主张延安文艺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要做到大众化、通俗化。贺龙关于延安文艺的意见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通,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及时关注和积极回应,有力地推动了延安文艺的转型。
内容提要: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实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出版方向的一次重要调整。“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延续了1948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思路,试图建构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强调文艺作品的“工农兵方向”。“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确立了合作化小说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主导叙事模式,突出了工业题材小说中“党的领导”的“决定性”力量,推动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成长叙事”模式的生成。可以说,“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在编辑思路、题材内容的选择和叙事模式的规范等方面,为此后“红色经典”的生产机制奠定了重要的范式。
内容提要:吴亮通常被视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批评家的代表,但他的批评活动实际贯穿整个1980年代。批评家吴亮在1970—1980年代之交登场时,主要持一种强调“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的批评观。他在1986年前后对新的文学经验的甄选与描述,也仍然是此前观念的延伸。而这种指向现实精神的形式研究,有别于《马原的叙述圈套》中更为激进的、朝向“纯文学”观念的形式主义批评,呈现出理解先锋文学思潮的不同视角。本文尝试还原“先锋批评家”吴亮的多重面孔,并在批评家研究和文学批评史层面重返先锋文学。“确定性寻求”是吴亮批评转向的内因,这种在文体与态度上从对话到独语、从“亦此亦彼”到“或此或彼”的转向,影响到吴亮在先锋文学批评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提示了先锋文学思潮落幕的内在缘由。
内容提要:先锋小说以反传统姿态闪耀文坛,在现实主义传统之外开辟出一条新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方向。先锋小说的出现主要来自思想解放的赋能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它通过叙事形式变革实现了文学思想的突围和文学意识形态的重建,叙述生产意义,形式创造思想,由此推动当代文学思想从主流到个人以及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
内容提要:《文艺报》从创刊开始,就注重与群众作者的关系,并一直把文艺通讯员队伍的联络与培养作为重要的业务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通讯员。他们在不同的历史场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能够参与和见证新政权文艺体制的历史建构。文艺通讯员培养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一项重要经验。
内容提要:女性书写中的底层经验书写,不仅仅是女性知识分子作为主体书写底层女性,还有许多之前从未进行过文学创作、拥有丰富的现实生活经验的素人女性写作者参与书写。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写作,素人女性作为主体的底层经验书写总是带有强烈的自我书写意味和时代印记,她们的作品或隐或显地展现出了处于现代社会底层的女性独有的个人创伤、身体伤害以及生存困境。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她们试图冲破集体想象而找回自我主体的抗争和努力。
内容提要:网络文学在其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付费网络小说在文化上有三大发展趋势,分别是走向大众化、走向类型细分,以及走向自觉追求文化价值。这三种文化趋势体现了付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增大,商业化更加彻底,并且更注重精品作品的制造。但随着“免费网文”的到来,良性循环被打破,网络文学整体走向重噱头、重流量、轻文化的快消品时代,这令我们忧虑,也让我们重新反思商业与文学的辩证关系。
内容提要:借鉴古老的炼金术与钧陶工艺,比照欧阳江河诗歌。诗人长期浸淫于天马行空、率性放逸的书写境地,优游于拥物格致、得词忘利的收获,把以词生词的方法论推向极致,满足了他最高心愿。以反词为中心的炼金术,动用悖谬、拆解、诡辩等强力修辞;随机、发散、集装、奇幻的“窑变”思维,创设了炫目刺眼的陌生化杂糅。在中国诗歌的先锋地带,他开辟出一条另类诗意的频段,而在某些新生代的批评声带里,则被诊断为材料主义疣赘。
内容提要:《中华雅颂》是顾浩继《尧天旋律》之后又一部八韵体新诗集。作者深谙诗歌艺术的创作规律,擅用精美生动的语言和新颖多样的表现手法,创造出一个个情景交融、能将读者引入想象空间、诗味浓郁的新鲜意境。诗人经过十多年努力探索,在参考传统诗歌体式和吸收自由体新诗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望今制奇,独创了“金陵八韵”新诗体。这种新诗体很好地服务于诗歌内容的表达,给读者带来别一样的诗歌形式美的享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参差对称的格式、和谐铿锵的韵律、工整精妙的对仗。
内容提要:《买话》是一个还乡故事:一个进城几十年、名叫刘耳的老人逃离城市返回故乡,可故乡不接纳他,他成了一个有城回不去、有乡融不进的“外人”。村里人之所以不接纳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早已与瓦村断绝了血脉关系。不仅如此,他过往的所作所为让他们认定他是一个无情无义并且有愧又有罪于瓦村的人。于是,他通过花钱“买话”(买秘密)“买人心”,终于与乡村达成和解而被接纳。小说亦可以名为《根浴》。所谓“根浴”,在小说中特指治疗男根疾病前列腺的药浴。刘耳在黄秘书的安排下仅有的一次根浴,让他蒙受奇耻大辱,被迫逃离城市回到故乡瓦村,经历了故乡对其的排斥到接纳、“身体的根浴”到“灵魂的根浴”的变化。
内容提要:甫跃辉的《嚼铁屑》包含三部彼此关联又相对独立的长篇:《广场》《大河》《危楼》。三部曲的空间各有不同,呈现为从“地方”到“无地方”、从“情感空间”到“孤独空间”的变迁,这既带来了叙事策略的变化,也带来了人物关系和交流方式从“多向度”到“双向度”再到“单向度”的变化。通过“人”与“故乡/地方”关系的流变,小说对现代人的归属与命运进行了深度探询。除日常生活和生存困境的展示之外,甫跃辉还通过探讨“生与死”“爱与欲”“冷与暖”等人性/人生命题传递出现代性哲思,并用“嚼铁屑”这一意象指喻人生之于世不得不承受的“苦熬”,从而将三部曲糅合为一个既有细密现实主义风格又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生存性寓言。
内容提要:吕新被誉为极少数仍然坚持先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深山》以深挚之笔重回“故乡”,聚焦晋北深山中的乡土,从乡村内部书写乡土中国,以锐利如初的先锋之刀做再一次的还乡与寻根,延续了上溯至鲁迅而始的乡土之脉、国民“坏根性”之思。吕新将“先锋”内化为一种精神,追求从语言到思想、从艺术到态度的全面先锋。作品的形式本身具有深邃的表意功用,承托了犀利冷峻的问题意识与深重绵延的乡土、人性、国民根性等现代性思索。“先锋”性的文学品格与深厚的故乡经验碰撞出吕新深扎于现实的、深具人文关怀的当代乡土寓言。
内容提要:麦家的新作《人间信》表露出强烈与世界达成和解的渴望,既是一封写给人间的信,也是劝勉自己相信人间的信。《人间信》有着强烈鲜明的自传色彩,麦家以极大的勇气与真诚剖开自己的伤疤,袒露困住自己的羞耻与仇恨历史,拿出满满的诚意试图原谅加诸其身多重伤害的始作俑者,但时间与空间的异化变形造成了和解对象的缺位,使麦家的努力付诸流水,和解终究无法达成。《人间信》是麦家解读自我的密码,以此作为视点纵览麦家的整体性创作,才能看出其塑造传奇式孤独者的心锚要追溯到童年创伤。所以,麦家在《人间信》中强调,写作实现的只能是自我的妥协,而非和解。
内容提要:张欣新作《如风似璧》从直面当下都市的写作转而书写历史的幽微处,以现代价值观重塑民国女性,重新讲述广府文化。广州面海,千百年的经商历史形成开放、包容、对话的文化特质,进而规训了广州人的自我认同,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女性反叛提供了思想基础。小说以全球视野再现近代广州的重大历史时刻,反思中国作为主体的现代化过程,“深描”八十多种广府美食,以及英歌舞、南音、粤剧等地方性知识,探索大湾区呼应新时代文学创作的多元路径。
内容提要:在山东作家群中,王韵通过攀援式努力,获得了可喜的写作成绩。王韵散文通过底层悲苦、疾病、贫穷的书写呈现真实的生命底色,以“大我”与心灵的花开超越“小我”与苦闷,在颇具张力的叙述中充满着诗情画意。这是火中涅槃后获得的新生,也是一种淬火式的自我锻造成长。
内容提要:对于贾植芳,人们关注的是他在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上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还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坚贞人格。其实他还是一位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精神的作家,在小说、散文等文体上成就卓著。他的人生道路伴随着贫困、奔波、苦难甚至牢狱,但他追求革命、献身国家,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他在文学创作中,深刻揭露、批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黑暗、腐败,发掘、剖析各种人物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描绘战争环境中普通民众的觉醒、斗争,塑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人物的成长、强大。并把自己放进文学,与历史、他人“燃烧”在一起。体现了一个现代作家,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承传与对“左翼”文学思想的汲纳。他在自己的人生、文学中,书写了大写的“人”的形象。但贾植芳的文学作品,属于那种曲高和寡的精英小说,因此需要学界更多的关注、阐释和推介。
内容提要:南丁先生的文学道路,以关注人、发现新人为核心。他的成名作《检验工叶英》塑造了一个克服本位主义、积极革新检验方法以促进生产的工厂新人形象,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深入思考。南丁成名之后的小说创作,先后在工业题材、农村题材等多个领域进行探索,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一些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干预生活”思潮、“反思文学”思潮中的名篇。南丁先生的晚期创作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进行作家论批评的写作,见识卓绝,影响深广,发挥了提携文学新人的重要作用,南丁也因此扮演了中原文坛“检验工”的角色。
内容提要:《北爱》是老藤继《刀兵过》《战国红》《北地》《北障》《铜行里》等有影响的长篇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作者延续了他擅长的东北书写,文笔饱蘸对东北的深情,字里行间浸润着对故土的挚爱和深情,整部作品可以说是一曲感人至深的东北颂歌,“振兴东北”成为该小说的时代强音。在艺术上,作者守正创新、孜孜以求、追求卓越,在不断寻求自我超越的努力下,使《北爱》成为一部精致、纯正、典雅又略带诗意的文学精品。
内容提要:作为“晚生代”的重要作家之一,艾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不论在作家的自我体认中还是在其个人写作史的序列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用“悖论”叙事、二律背反、辩证法等视点、方法对这部小说进行再解读,在艺术上探究各个视角本身及视角转换所带来的轻快与质量的双重性;在内容上发掘寓言自身及不同寓言之间腾逸与世俗的悖论性;在哲学上疑惑存在与虚无的关系。艺术和内容上的二律背反最终指向了哲学上的辩证法,之所以矛盾,是存在与虚无本身的特质决定的,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纯地循环于上述三个领域,而是最终在形而上的感论和形而下的实现中得以解决,主人公步年的辩证法不阻止矛盾的运动,指出了悖论的终极原因。这些观点有利于重新审视艾伟的创作特征,发现艾伟小说艺术上、内容上、哲学上的新素质。
内容提要:贾志红作为女性作家,其身上叠压了两种形式的漂泊,被动型的和主动型的。被动型的漂泊所累积的心理能量诉诸其个人质感记录系列作品中,她的细腻和深情构筑了这类作品古典的宁静与忧伤的主题框架。主动型的漂泊塑造了另外一种世界观,并诉诸其非洲系列散文中,缘于同理心和共情能力的杰出,非洲系列散文彰显出感同身受与悲欢相通的一面,其内蕴的生命共振的频率,成就了贾志红的创作高点。贾志红的散文创作,并不依赖鲜明的地域经验,而是借助超越性姿态完成了审美的敞开。
内容提要:《万象为宾客》是香港作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潘耀明先生的散文、杂文选集,投影了潘先生在内地原乡福建南安、香港、菲律宾之间五十年“岛与大陆”的人生轨迹。潘耀明长期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为《明报月刊》撰写近三十年的卷首语。评时论事,关怀民生,于理性节制中不失谔谔之士的赤诚与雄健。三十年与香港社会、华人世界同行,潘耀明的卷首语展现了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期待视野的,跨越地域、疆界的史家之论。此外,由于潘耀明是香港许多重要文化事件的见证者、躬行者,《万象为宾客》也注重选文的史料价值。
内容提要: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趋势下,极具异质性与民间性的方言一直存在于文学语言中。方言保留了地域历史与文化积存,承载着民族最本质的经验与记忆。粤语使用人数较多,分布地域较广,语言修辞方式、话语关系等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蕴。林白在最新长篇《北流》中注重粤语写作,小说呈现出粤语显著的差异性特征。林白的方言写作有三个向度:一是在修辞学意义上呈现粤语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特征;二是在语言哲学层面彰显地方经验,强调方言价值;三是从语言观念上建构方言写作的未来路径。林白的《北流》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新世纪方言写作的观念和策略,对当下小说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内容提要:与当前聚焦底层人物生存境况、专注社会性“宏大叙事”的非虚构写作不同,白描的非虚构写作,打破既往文体框式,继承中国非虚构文学精神传统,以大历史、大文化为参照系,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主客相融的叙述姿态、清醒客观的历史自觉,呈现出以物、人、世相为焦点的多重面相,勾勒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众多侧面。白描的非虚构写作最终指向了历史与心灵同构的真实观、物我相融的大生态观、问道求道的“明道”观。需要说明的是,白描的“明道”之“道”,与宋儒倡导的“文以载道”之“道”不同,指向人道与天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非虚构写作为当前非虚构写作开拓了新的进路。
内容提要:作为“70后”的代表作家,“花街”系列小说是徐则臣小说创作的个人文学地理标志。“花街”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他把对历史、现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认识都倾洒到这条街上。在“花街”上徐则臣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花街的风俗画卷,借以传达出属于花街的乡土伦理;为我们塑造了故乡少年和女人,承载着他对成长与救赎的心灵体验,对坚忍女性的赞美;他把对故乡的无限情怀都透过这条名为“花街”的老街道缓缓呈现。花街叙事是他小说构建的独特空间,是他从个人记忆出发不断挖掘出来的精神原乡,是他安放故事的场所,更是他异乡寓居者的灵魂归属地。
茨维坦·托多洛夫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归纳为三种:投射、评论和诗学。投射是批评家透过文学作品对作者、对社会、或对他感兴趣的其他某个批评对象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竭力贯穿并超越作品;评论则自始至终在作品内部进行,对作品进行详细解释;诗学探寻特定作品中所体现的一般原则。①近年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似乎更多转向为第一种,即侧重研究文学与历史或者社会背景的联系。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研究潮流,更是将文学研究的视角转向将文
文艺评论是揭示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早在新文学建设之初,鲁迅就针对当时文艺界现状指出批评家要“发掘美点”,“扇起文艺的火焰来”①。他以笔为媒,批判现实,关注社会,直面当时文艺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掀起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而今,在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代后,文艺评论同样肩负着“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②的重要职责。广西民族出版社2024
本期“文学史研究”中,隐含了一个小的专题“1980年代先锋文学”,以别开生面的视角重新切入并打开了先锋文学的多重面向。张桃洲以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诗歌出版物为线索,指出了1980 年代与1990年代之间诗歌发展呈现出交错、对峙等复杂关系,是对以往“断裂”说法与“进步”叙事的有力回应;蒋裕涵、王本朝在《有意味的形式:先锋小说与1980年代文学思想转型》中着重分析了先锋小说的形式变革所蕴含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