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旨在揭示人工智能演变对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探讨货币政策如何缓解人工智能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为此,文章在包含劳动搜寻摩擦的框架中引入智能化过程与金融中介部门,构建了能够刻画智能化技术动态演进、劳动力市场摩擦及金融市场相互作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结果表明,智能化技术的生产率提升会扩大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适度降低利率可促进企业增加劳动需求、提高劳动工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文章进一步模拟了三类能够改善家庭福利的货币政策,研究发现,以福利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拉姆齐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智能化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不利影响,进而抑制收入差距扩大;“定向滴灌”式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缓解智能化投资不足问题,但不利于收入差距缩小。扩展型货币规则通过更为灵活的利率调节抑制收入差距上升。文章不仅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过程中,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同时还为货币政策的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文章结论对于促进人工智能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及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与关键途径,在人工智能加速渗透的背景下,技术变革对就业结构的重塑深刻影响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张。文章构建了包含资本和劳动的异质性任务模型,从理论上剖析了人工智能渗透影响工资率的内在逻辑。基于2005—2024年全国及省级人均可支配收入5等份分组数据,采用对数正态分布对个体收入数据进行还原,测算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技术和政策双重视角考察人工智能渗透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渗透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西部地区、低人工智能阶段和低学历群体中,人工智能渗透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短期内,人工智能渗透通过劳动力转移效应和收入偏移效应对收入造成负面冲击,降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社会保障政策与教育能够有效缓解人工智能渗透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负面冲击,使U型拐点左移,曲线上升段斜率更陡峭,尽早实现触底反弹。研究结论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摘 要:灵活用工不仅是企业降低用工成本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新机制。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机器人存量最大的国家,然而工业机器人是否会冲击现有企业灵活用工仍待深入探讨。文章通过手工整理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灵活用工数据,同时采用改进的Bartik工具变量法构建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指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降低了企业灵活用工水平,该抑制作用是工业机器人通过提高企业灵活性、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降低企业相关成本等作用机制实现的,且作用机制间存在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工业机器人对企业灵活用工的抑制性在议价能力、企业特质、行业特征、外部环境、灵活用工用途等方面有差异化表现。拓展性研究发现,将灵活用工划分为高端与低端灵活用工,工业机器人更可能替代企业低端灵活用工,而企业高端灵活用工与工业机器人形成人机协作,从而缓解工业机器人对企业灵活用工的挤压,且人机协作在不同行业中有差异化表现。研究结论为理解工业智能时代企业生产方式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延续以往自动化技术对高技能劳动的偏向,并进一步加剧中低技能劳动者的不利处境,已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策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数据,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与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对不同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整体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机械自动化的总体效应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工作场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并未显著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但却显著促进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与之相反,机械自动化技术对高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影响为正,对中低技能劳动者为负,尽管二者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理论与机制分析表明,上述异质性可能源于两类自动化技术作用机制的不同:相较于机械自动化更倾向于替代传统中低技能岗位任务,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能劳动者产生更强替代冲击,对中低技能劳动者则主要表现为积极的互补效应与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后,研究还发现,人工智能和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均显著提高了中低技能劳动者对获得技能培训的现实需求。文章从中国情境出发系统揭示了人工智能与机械自动化对不同技能群体劳动者收入影响的本质差异,为理解新一轮技术变革下的劳动市场结构演化、优化技能培训政策与缩小收入差距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摘 要:缩小地区税收收入差距,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地区税收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地区税收竞争由“零和博弈”式的流动性税源争夺转向“价值共创”式的内生性税基培育,对地区税收收入差距产生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因地理位置与城市等级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关注度、市场一体化和产业结构是调节两者关系的关键变量。为推动“倒U型”曲线更早越过拐点,更好发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缩小地区税收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亟需采取适度倾斜性政策,大力促进欠发达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该研究为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补充了经验证据,并为均衡地区税收利益分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摘 要:在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绿色转型同步推进的背景下,系统分析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交互作用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具有重要理论与政策意义。文章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非线性特征及其与FDI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呈显著“倒U型”门槛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主要体现为抑制集聚的“成本遵循效应”,跨越门槛后则转为促进集聚的“创新补偿效应”。(2)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作用在全国总体上显著为负,体现出成本叠加与政策制衡的机制,且该负向效应呈现突出的空间异质性。东、中部地区显著负向;长江全域、长江上游、黄河中下游、珠江中下游显著为负,而黄河上游、珠江上游显著为正,反映经济发展阶段、自然地理特征和产业结构对交互效应的共同调节。(3)在制造业高集聚水平与经济相对发达阶段,强度同步提升的环境规制显著激活其内生性筛选机制,叠加成本压力与要素竞争效应,使环境规制与FDI互动的负向效应呈现强化特征,从而削弱制造业的持续集聚动力。文章为新发展阶段国家协同优化绿色转型与制度型开放战略,以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匹配环境规制强度与外资结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集聚提供了实证依据。
摘 要: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命题,并催生了一大批利用上市公司样本检验这一命题的研究成果。文章从技术创新视角出发实证重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在引入公司层面固定效应和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出现反转,并没有证据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公司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从债务融资视角检验影响机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没有带来上市公司信贷类资金的增加,反而存在着“挤出效应”。最后,以工商登记注册企业为基准样本构造数据集,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但随着企业注册资本不断上升,这一促进作用逐渐下降直至消失。文章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呈现“双城记”式的分化影响,即对中小企业显著赋能,对上市公司则无显著促进作用,其效应并不具有普适性,这对于正确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摘 要:现有关于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开放政策的冲击,忽视了制度渐进式演化的特征,且采用零一虚拟变量对开放政策进行建模也可能导致模型拟合程度与估计效率偏低,难以准确反映渐进式制度型开放的经济后果。为此,文章基于IMF提供的AREAER报告构建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动态时变数据,选取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可通过创新驱动与信息增效双重机制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相较于流出开放而言,流入开放的政策效果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从行业与企业两个维度展开:在行业层面,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对高新技术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环境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在企业层面,成熟期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新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企业等群体受益则更为明显。研究在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同时,也为考察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