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标志着中国金融发展进入了以多维社会使命为导向的新阶段。本文首先梳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中金融使命的叙事演变,从古典的“货币中性”观点,到基于凯恩斯主义货币非中性理论的“微观-宏观”二元框架,到以增长、就业、通胀为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再到嵌入具体社会场域的“域观经济”范式演进,凸显了金融社会属性的日益增强。其次,本文剖析了货币金融功能从提升经济效率到增进社会福祉的深层逻辑,论证了“五篇大文章”实质上是金融功能在新时代服务于广义社会目标的系统性拓展,为“社会金融”的领域拓展奠定了体制逻辑自洽的实践基础。最后,本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探讨了金融发展中自发性市场力量与建构性政策引导的辩证关系,提出完成好“五篇大文章”需要实现适应性效率与社会性目标的有机统一。在这一进程中,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创新至关重要,而两岸基于共同关切的金融协作可为这一宏大的社会金融实践贡献独特力量。
摘 要: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是确定和持续的,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是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关键。采用92个宏观经济变量和153个金融市场变量,运用高维因子模型测算我国2001年1季度至2025年3季度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通过内生TVP-VAR模型模拟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的动态影响,基于吸收能力与吸收速度评估信心韧性,应用TVP-VAR-DY模型检验信心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的波动转折较好拟合了宏观经济典型事实,并与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呈现反向变动关系;中长期视域下,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信心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更强、在负向风险感知阶段的影响更强;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均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其中消费者的信心韧性更强;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互溢关系,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会促使信心溢出效应增大。应理性看待经济不确定性对信心的负向影响,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韧性,强化不同信心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以更好地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
摘 要:复杂环境下的供应链加速重构易引发多重结构性风险,金融衍生品为增强供应链韧性提供了新工具。以2010—202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供应商-焦点企业-客户”的关系架构对焦点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进行1:1匹配,将供应链韧性解构为抵抗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变革能力4个维度,分析表明:企业衍生品对冲显著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并对4个维度均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衍生品对冲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改善供应链关系3条路径增强供应链韧性;总体上看,企业衍生品对冲对供应链韧性的增强作用在规模较小企业、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较高企业中更加显著,但在变革能力维度规模较大企业的提升效应更强,在抵抗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维度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效应更强。因此,应加快衍生品市场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信息披露,强化衍生工具的风险治理功能,建立健全供应链风险共担机制,有效增强供应链韧性。
摘 要:数字政府建设不仅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和优化制度供给直接驱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还通过提升市场有效性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以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反映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4年的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并能明晰企业数据产权、完善数字基础设施、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进而通过以“有为政府”促进“有效市场”的传导机制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规模较大、技术密集型、竞争较大行业、法治环境较好和东中部地区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而对规模较小、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竞争较小行业、法治环境较差和西部地区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在制度供给上强化产权规则与定价机制的协同,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场景开放上统筹公共供给与市场接入的协同,在微观施策上实现政府精准识别与市场差异服务的协同,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摘 要: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矛盾的关键,而企业产能利用率是市场有效性的直观体现,需通过“有为政府”赋能“有效市场”来予以提升。以80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数字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其作用机制包括通过减少过度投资和过度雇佣抑制企业生产能力过度扩张、通过促进消费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带动企业释放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促进企业生产匹配市场需求;政府数字治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具有地区、行业和企业异质性,只在大型城市、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低竞争行业、制造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显著;政府数字治理不仅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还能通过提升产能利用率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因此,应积极推进政府数字治理,改善信息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以市场效率的提升优化资源配置,从供给端、需求端和供需匹配渠道等多方面入手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
摘 要: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不仅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促进国有企业与外部经济主体协作,还能通过数据赋能增强国有企业内部发展能力,进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城市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从经济效益、社会责任、战略使命3个维度测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沪深A股上市国企2010—2024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对履行社会责任和承担战略使命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不显著;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促进“外部协同”(供应链优化,具体表现为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和供应链效率提升)和“内部提升”(增强动态能力)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数据开放质量提升能够增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市场竞争较大地区、东部地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应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持续提升数据开放质量,并完善国有企业数据治理体系,有效促进数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摘 要:双向 FDI 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协同发展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我国 30 个省份 2006—2024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双向 FDI 协同发展显著增强了地区产业链韧性,且随着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提高,该作用不断增大;双向 FDI 协同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提升政府创新支持强度两条渠道增强地区产业链韧性;营商环境与创新支持具有差异化的双门槛效应,即双向 FDI 协同发展对地区产业链韧性的增强作用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持续增大、随着政府创新支持强度的提升先增大后减小;双向 FDI 协同发展对地区产业链韧性的增强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小、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双向 FDI 协同发展对邻近地区产业链韧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尤其是抑制了经济距离较近、经济联系较紧密的邻近地区产业链韧性增强。因此,应积极推进双向 FDI 协同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与创新生态并重视政策强度的门槛效应。
摘 要:当前全球价值链(GVC)面临碎片化、割裂化风险,如何在国际化过程中有效治理 GVC 风险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投资便利化通过促进外资流入重塑东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风险结构,进而影响其 GVC 风险暴露水平。基于 AMNE 数据库 2007—2019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测度 72 个经济体的 GVC 供给端、需求端、供需双向风险暴露水平,从基础设施环境、营商环境、金融服务环境、政府行为与法律环境、劳动力市场环境 5 个维度评估投资便利化程度,研究发现:投资便利化提高了 GVC 供给端风险暴露水平、降低了 GVC 需求端和供需双向风险暴露水平;投资便利化通过提升外资内嵌度提高 GVC 供给端风险暴露水平,通过收窄外贸敞口降低 GVC 需求端风险暴露水平,通过提高本土价值链自主度降低 GVC 供需双向风险暴露水平;总体上看,投资便利化对高收入经济体和低技术制造业的 GVC 风险治理作用强于低收入经济体和高技术制造业。应完善投资便利化措施,引导外资企业深度嵌入国内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从而构建更具韧性与竞争力的 GVC 嵌入模式。
摘 要:省际对口帮扶是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不仅应具备加快被帮扶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帮富”功效,还须发挥缩小帮扶双方收入差距的“共富”作用。采用1992—2023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省际对口帮扶显著提升了帮扶双方城镇居民和被帮扶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对帮扶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对城乡居民的“帮富”效应显著,而“共富”效应仅在农村居民中显著,对城镇居民的“共富”效应尚未显现;对口帮扶通过促进被帮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产生对城乡居民的“帮富”效应,通过促进被帮扶地区资本集聚强化对农村居民的“帮富”效应,通过缩小帮扶双方技术创新差距产生对农村居民的“共富”效应;帮扶双方的初始收入差距越大,对口帮扶的“共富”效应越强。因此,应持续加大对口帮扶力度,对口帮扶既要“授人以鱼”,更应“授人以渔”,以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有效提升推进共同富裕。
摘 要:基于地方政府的权能关系,行政边界往往会产生“阻隔”效应,导致行政边界区成为“发展洼地”,而行政区划调整能够重塑地方政府权能关系,进而通过改变边界效应影响边界区经济发展。以2012—2021年发生过撤县设区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卫星遥感夜间灯光数据,综合运用ArcGIS等地理信息分析工具提取边界区相关变量,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被撤县一侧的边界区经济发展,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推动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是其重要机制,且越靠近边界的区域促进效应越强,表明撤县设区能够促使原县区边界的“阻隔”效应转变为市辖区边界的“中介”效应;撤县设区还促进了市辖区一侧的边界区经济发展,进一步表明行政边界由“无形壁垒”转向“融合枢纽”;撤县设区对边界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不显著;撤县设区促进了被撤县域整体经济发展,但加剧了边界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因此,在利用行政区划调整破除行政壁垒的同时,更应通过灵活高效的市场化手段推动边界效应从“阻隔”向“中介”转变。
摘 要: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样性相适应,村集体统筹实践在共同的制度结构下出现了分化,但既有研究对这一分化现象缺乏系统性解释。本文基于“制度基础-情境约束-行动调适-结果分化”的理论框架,比较湖南N县Q村、Y村、C村的土地细碎化治理实践,研究发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集体统筹权限,也将行政任务与村庄需求间的张力嵌入统筹过程,构成了村集体统筹实践分化的起点;村庄内部土地功能需求与外部行政压力通过影响村集体统筹的目标与方式选择,共同塑造了村集体统筹实践分化的情境;不同的村集体在差异化情境结构下采取不同的适应性自主行动,形成了民主协商与弹性动员的多元共治型、集中决策与弹性动员的村社主导型、集中决策与刚性动员的行政主导型三种统筹实践,并分别导向不同的治理效果。因此,应给予村集体自主调适的空间,避免过度行政压力替代村庄内部需求,并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参与,进而增强村集体统筹的公共回应性,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摘 要:在农地流转交易中,从口头约定到书面合同的契约形式正式化会推动契约条款的合理化,从而通过提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定价效率改善农地流转租金价格形成机制,使租金更能反映土地经营权的真实价值。采用2022—2025年共七个调查轮次的地块层面土地流转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相比口头约定,签订书面合同产生了显著的租金提升效应;签订书面合同有助于延长流转期限并降低超长期流转的概率,推动租金支付方式由一次性结清向按年结算转变,提高租金随市场调整的概率,表明契约形式正式化能够通过契约条款合理化促进租金形成的公允化,其租金提升效应是农地流转租金价格趋向土地经营权真实价值的反映;签订书面合同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存在经营主体和流转面积的异质性,即当转入方为新型经营主体和流转地块面积较大时,签订书面合同的租金提升效应更强。因此,应推动农地流转契约正规化,完善农地流转合同模板,规范租金支付方式,建立合理的租金动态调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