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向,其实质在于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回归到维护美国的“首要民族国家”地位。该报告以“美国优先”为基本纲领,重塑美国对外政策的逻辑框架:在角色定位上,由强调“全球领导”转向突出“美国领先”;在战略目标上,以本土利益与商业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地缘政治上,强调“西半球优先”;在盟友政策上,寻求以互惠原则重构同盟体系,并将“反自由主义”和“反跨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嵌入其中,表现为跨大西洋矛盾的公开化和美国国内“文化战争”的外部化。其中涉华部分呈现出敌意“降调”与竞争“转轨”的双重特征,在对华政策表述上更趋克制与务实,但战略竞争的指向性并未弱化,而是借助更隐蔽的叙事方式加以延续。竞争重心也从以往的“全域竞争”转向侧重硬实力与地缘经济的较量。总体而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既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纲领性宣示,也为后续行动提供了相对清晰的路线规划。在中美互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外交宜增强战略主动,在维护好自身利益的同时积极塑造双边关系走向。
摘 要 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区域国别研究正经历深刻的主体性转型。本文立足区域国别研究与“全球南方”研究互动、对抗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旨在构建以“全球南方”为主体的区域国别研究新范式。面对南北关系加速重构的现实,本文主张以辩证思维统合二者:既延续“全球南方”研究解构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立场,又超越其将南方本质化的倾向,深入把握各国具体差异。这要求辨析“区域”的建构性本质,剖析“全球南方”内部多元行为体的复杂互动,并梳理其共同的世界观与历史诉求。方法论上,需融汇扎实的田野根基、前沿的技术工具与自觉的比较区域国别研究,从“全球南方”国家多样化、情境化的发展实践中萃取理论资源,构建替代性知识体系。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与新兴知识生产中心,中国在推动这一范式转型、共建“全球南方”知识共同体的进程中,肩负着关键的历史与学术责任。
摘 要 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特征。在目标定位上,其聚焦于确保日本的国家安全和谋求战略竞争优势;在对象选择上,其以地缘政治重要性为依据,构建起梯次科技合作圈;在重点领域上,其从可持续发展议题转向地缘竞争热点议题;在参与主体上,其强化了日本政府的战略引领;在合作模式上,其从单独技术援助演变为“全链条”“阵营式”战略合作。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动因主要包括:在大国竞争中提升技术权力,应对所谓的中国“安全挑战”以及确保日本自身的国家经济安全。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或将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紧张形势,挤压中国与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空间,加大“全球南方”科技发展不平衡和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的压力,甚至可能对美欧也构成一定挑战。不过,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目标的实现仍面临来自西方盟友、南方国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摘 要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需失衡导致其供给赤字愈发严重。这意味着从供给端改革国际公共产品,根据不同主体的实际需要,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提供符合其利益诉求的定制型公共产品成为可能。定制型公共产品是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基于自身条件,结合不同需求主体的利益诉求,差异化地提供非均质化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立足金砖国家政治安全、经贸财金和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合作框架,通过对接新开发银行本土化战略以支持新开发银行发展建设、主动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以带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发展、不断完善“金砖+”合作理念以拓展金砖国家“朋友圈”等方式,提供了特色鲜明的定制型公共产品。这些理念和倡议的走深走实,不仅推动了中国与金砖国家乃至“全球南方”的协同发展,也有效缓解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赤字,更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 要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与数据治理格局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 FactSet Revere 全球供应链数据,追踪中国上市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关系,考察了数据跨境流动对企业全球供应链韧性与重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跨境流动能够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供应链韧性、推动企业全球供应链重构,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据跨境流动主要通过降低数据信息成本、增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以及构建供应链创新生态推动企业全球供应链韧性提升与重构深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跨境流动对供应链韧性提升与重构的推动作用,在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更高、数据法治环境更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更发达的地区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跨境流动会加剧数据风险,对企业全球供应链韧性产生负面影响并驱动其重构,但同时也能缓解关税冲击的相关负面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加快构建安全高效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与全球供应链体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 要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更具不确定性,世界各国价值链布局理念从利益优先转变为安全优先,“友岸”贸易、“近岸”贸易以及产业回流成为主要经济体价值链布局的新动向。地缘政治竞争通过冲击“地理—市场—制度规则”三维空间基础和“网络化—等级性”双重结构基础来重塑全球价值链格局。理论分析发现,美国以维护霸权地位为核心目标,采取加征关税、出口管制、组建区域价值链战略集团等进攻性手段调整全球价值链生产布局;欧盟以保护经济自主安全性为核心,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标准化战略等防守型措施打造更具韧性的价值链体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导致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下降,集团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流动明显低于集团内部,并且在地缘政治竞争影响下,中美之间的直接联系正逐渐向间接联系转变。
摘 要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日益深入,企业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实践已是必然选择。在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ESG将成为塑造中国企业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策略。本文在将ESG优势纳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基础上,从出口规模和出口效益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能够提升企业出口能力,体现为兼顾规模扩张与效益增加。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通过产品质量升级、员工效率提高、融资约束缓解和市场竞争地位提升,促进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的出口能力促进效应对出口非绿色产品、出口目的国可持续消费理念更强、从事一般贸易模式和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为明显。此外,ESG表现还有利于企业维持出口关系稳定,并且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ESG表现对企业出口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加强ESG建设,以推动中国外贸健康、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摘 要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深入推进,近年来,美日菲澳的安全合作架构持续发展。该安全架构实不乏深厚的历史渊源、强劲的基本动力、严密的制度建设及不可低估的发展潜力,正逐步演变为试图遏制中国海洋强国进程的军事协作中枢。其机制化进程可视为一个多层次系统:底层为军事安全合作网络,中层涵盖共同的威胁认知与秩序愿景,上层则体现为政治动员与制度构建。在国际格局变动与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领导日菲澳等盟国以“自由开放的印太”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愿景,聚焦南海与台海议题,并通过联合行动、军事演习及制度建设构建联合阵线。在此基础上,美日菲澳安全合作旨在动摇中国在“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夯实美国联盟体系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地位,从而构建更具韧性的前沿战备体系。尽管其推进仍面临诸多内外挑战,但在印度保持战略自主的情势下,其已日益被视为迈向“太平洋防御公约”的重要基石。以此为前沿的美国“印太”军事安全体系的扩张,已对中国推进海洋战略与地区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摘 要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极具潜力的新兴增长极,东南亚已成为各国战略竞逐的核心区域。面对国际竞争加剧、国内数字化转型滞后等多重挑战,日本对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着政策调整的迫切需求,其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呈现出显著的转型特征。具体而言,日本对东南亚的角色定位由传统的制造业基地、受援助对象转向面向未来的“共创伙伴”,合作重点从信息技术援助拓展为社会课题的解决,区域联盟策略从双边技术合作转向“对美协调+对华防范”。为深化合作,日本采取了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强化数字经济议题设置与规则输出、推动初创企业孵化与人才合作等三大实施路径,这既是其巩固区域影响力、争夺数字规则主导权的战略选择,也是应对国内发展困境的现实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