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老年居民已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体系中规模庞大且结构多样的重要群体。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以60岁及以上老年居民为研究对象,从生命周期视角分析老年居民消费结构的总体特征及其随年龄变化的规律,并进一步考察城乡与性别差异。研究发现,老年居民消费并未随年龄增长持续收缩,而是在老年阶段内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调整特征,具体表现为基本性消费保持相对稳定,医疗保健支出随年龄增长持续上升,并在高龄阶段成为拉动总消费回升的重要来源;发展型消费则随年龄增长显著下降。老年阶段内部存在清晰的年龄分层,不同年龄段在消费结构与需求重心上存在显著差异,高龄阶段消费更加集中于健康与生活支持领域;城乡差异在老年居民消费中持续存在,而性别差异的整体解释力相对有限。研究为“十五五”时期理解银发经济发展逻辑、推进需求侧结构调整和释放内需潜力提供了经验证据。以此为基础,“十五五”时期老年居民消费发展应重点关注健康消费关口前移、居家服务承接、消费边界向备老阶段延伸、居住环境适配、体验场景拓展以及银发科技赋能等方面。
摘 要:教育职业错配与结婚意愿下降是当前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中亟待解决的两大社会难题。学历高配作为教育职业错配的表现之一,不仅影响个体的收入回报与职业发展,还可能导致个体自我认同受损,从而成为抑制结婚意愿的重要心理诱因。通过构建一个嵌入学历高配情境的婚姻搜寻决策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学历高配如何通过自我认同影响个体的结婚意愿,重点关注由学历高配引致的“沮丧退出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2018—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学历高配显著抑制个体的结婚意愿,这一结论在经历稳健性检验、样本选择偏差与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证实,学历高配通过降低个体的自我认同,具体表现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和向上流动预期的下降,从而削弱其进入婚姻市场的信心和积极性并抑制结婚意愿,产生了“沮丧退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则表明,女性、低学历群体、出生于2000年前的个体以及农村居民在过度教育情境下更易出现自我认同受损,并将这种受损转化为结婚意愿的下降。政府应进一步提升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匹配效率,完善青年就业支持与职业引导措施,强化其心理赋能干预,切实增强青年群体的自我认同与婚姻信心。
摘要:低生育率是我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之一,如何提振居民生育意愿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两方面构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2—2021年的CGSS数据匹配宏观经济数据,选取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多重调节因素,分析工作时长对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时间与生育意愿总体上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低点时个人生育决策面临育儿时间不足和育儿经济资源短缺的双重约束,工作与家庭矛盾凸显。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农业户口、家庭经济水平较低以及育儿强度较高的群体,工作时间与生育意愿的“U”型关系更显著。调节效应显示,当个人年收入大于16万元左右或者家庭房产数大于两套时,个体的工作时间与生育意愿关系会由“U”型转变为倒“U”型。公共教育支出水平增加会提振居民生育意愿,但不会改变两者的“U”型关系。基于上述结论,应构建个人时间支持、家庭经济支持和社会公共服务支持三位一体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政策协同效应,以提振国民整体生育意愿。
摘要:低生育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现有研究多从教育、收入、就业和隔代照料等因素解释生育行为,对家庭内部决策过程的分析则相对缺乏。为此,从家庭内部视角出发,构建母权型、父权型、否决型、协约型和谈判型五种生育决策模式,考察夫妻偏好、偏好分歧以及相对谈判能力如何影响多孩生育行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22年数据,结合夫妻生育偏好及后续生育行为,分析我国育龄家庭二孩和三孩生育决策所体现的不同模式。研究发现:第一,在尚未生育二孩的家庭中,仍有较高比例的夫妻双方均持有二孩偏好,说明现实约束仍是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第二,二孩生育行为更接近否决模式,即单方面的生育偏好往往难以转化为实际行为,这一特征在城市家庭和较晚出生队列中更为明显。第三,无论最终是否生育三孩,夫妻双方的初始三孩偏好总体上均较低。第四,三孩生育行为更接近谈判模式,且主要体现在丈夫三孩偏好更强的情形下。此时妻子的相对谈判能力越强,丈夫的三孩生育偏好越难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从家庭内部决策过程解释多孩生育行为,拓展了生育研究的分析视角,也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促进家庭责任共担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与养老保障需求刚性扩张的背景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持续提高,使得退休潮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已超越单纯的支出负担问题,成为理解财政可持续性与银发经济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基于2013—2024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支出冲击—需求反馈—结构转化”分析框架,考察退休潮对财政压力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形成的间接缓释效应。研究发现:退休潮显著推高地方财政压力,在更换变量度量方式、改变估计方法和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工具变量估计表明真实财政冲击可能被低估。机制检验显示,处理内生性后,退休潮能够推动服务性消费占比上升,消费升级路径获得经验证据支持;但银发经济相关服务业发展并未形成稳定的财政缓释效应,说明从需求扩张到产业转型的链条尚未完全贯通。进一步分析显示,养老金水平是退休潮能否转化为消费扩容的重要边界条件,区域层面则呈现“压力全国化、转化局部化”的空间特征。研究的意义在于将退休潮作为区别于一般老龄化的独立分析对象,揭示其“直接加压”与“有限转化”的双重后果,为完善养老保障、优化财政分担机制和培育银发经济提供经验证据。
摘要:教育回报研究长期聚焦于劳动年龄阶段,在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导的老年收入保障体系下,教育的老年期回报及其性别差异如何,仍缺乏系统研究。利用CLASS 2020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组回归、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以及KHB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考察教育对老年期收入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以及养老金制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教育对老年期收入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优势并未随着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消失,而是延续至老年阶段;教育回报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1997年养老金计发方式改革后退休群体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改革前退休群体;养老金制度是教育影响老年期收入的重要中介机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进入待遇水平更高的养老保险制度,获得更高的养老金收入;与劳动年龄阶段女性教育回报高于男性的发现不同,女性教育回报优势并未延续至老年阶段,教育水平提升未给女性带来与男性同等的制度进入机会,制度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掩盖了女性的教育回报优势。研究表明,教育优势向老年期收入的转化具有明显的制度依赖性,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缩小制度间的待遇差距,优化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构。
摘 要:在我国加速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是释放老龄社会潜能、激发社会活力的必由之路。聚焦老年人兼具家庭和社会贡献的生产性社会参与,依据参与场景将其划分为家庭内和家庭外参与两类,利用2018、2020、2023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交叉滞后模型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老年人心理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
摘 要:纳入相对指标、职业声望、社会保障属地化、家庭化流动要素等关键质量指标,构建市民化质量评估体系,并首次将市民化、区域经济和公共服务三个系统纳入统一分析场域,重点考察我国中西部市民化水平与区域承载条件之间的匹配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总体仍然偏低,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就业质量分化、收入差异扩大,社会保障属地化压力加大三个方面;第二,中西部市民化相对于本地经济与公共服务承载力已呈现出一定的不匹配,说明市民化质量提升需要更加重视区域承载条件的同步改善;第三,2015—2018年间,中西部市民化增速达到区域经济和公共服务增速的两倍以上,与承载力之间的适配不足,表明市民化、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尚未形成高水平协调格局。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提出动态适配的市民化高质量转型治理框架,以区域经济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改善为重点,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由规模推进转向质量提升和系统协调。
摘要:大学毕业生是对技术变革最为敏感的劳动力群体,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其就业需求的影响,对于尽早识别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网络招聘大数据,利用大语言模型创新性地构建了企业生成式人工智能暴露度指标,考察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需求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大学生就业需求,在引入美国职业暴露度指数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从影响
摘 要:以2013—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年报文本构建企业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扩散指标,运用熵值法从多维度测算企业就业质量综合指数,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扩散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扩散在初期显著抑制就业质量提升,随着企业完成新技术适配与组织调整,就业质量则呈现出逐渐改善的趋势。分维度分析表明,岗位变动与劳动保障是影响就业质量变化的核心因素;企业虽在培训投入与治理优化方面呈现积极响应,但短期内不足以抵消岗位稳定性下降和保障水平弱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机制检验揭示,人工智能技术扩散显著扩大高端高技能和中端高技能岗位的就业规模,对低技能岗位则形成明显的替代效应;就业结构优化对就业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缓冲效应有限。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扩散在民营企业、创业板及科创板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在老龄化程度较高地区影响更为突出,而在教育水平较高地区影响强度相对较弱。建议通过强化企业岗位稳定和劳动权益保障,推动技能培训、岗位调整与技术创新协同联动,特别是针对重点行业与薄弱地区实施精准化就业支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