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孕育形成的系列文明标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系统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仅能够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丰富形态与历史纵深,更有助于在新时代增进文化自觉、坚定文明自信,为推动文明传承创新、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持久动力。新时代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应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历史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简洁性与深刻性的有机统一,聚焦文化标识、科技标识、生活标识、生态标识、交往标识等核心内容,统筹推进学理研究、宣传教育、数字赋能、对外传播,在守正创新中系统呈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时代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支撑。
摘要:法治化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开展的重要保障,是适应新时代民族工作要求、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度演进,集中体现了这一法治化进程,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从政策引导、实践规范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责任和治理要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规范,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教育的法律地位、主体职责和内容体系,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制度依据、科学指引与行动标尺。新时代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需要坚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与秉法执法相统一,涵养法治思维、规范法治行动、保障法治运行,推动各类教育主体与治理主体协同发力,引导全社会在法治轨道上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持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基础和法治基础。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中最先进的政党,既具有政党组织的一般特征,也呈现出丰富的情感特质。情感是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气质的重要维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情感型政党,表现为人民情感、国家情感、党内情感和世界情感相统一的多维面向。情感型政党生发于党的初心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表征为情感表达与制度建设的协同推进,并通过情感凝聚起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作为情感型政党的内在特质,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独特优势的理论认知,拓展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从情感角度丰富和深化对党的理论与实践的阐释,探索新时代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路径。
摘要: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是驱动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持续实施并取得卓越成效的核心能力。在全球普遍面临“规划失灵”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展现了中国在保持战略连续性与执行韧性方面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生成,源于使命型政党的理论自觉与组织奠基,在长期执政实践中不断演进,并最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完成结构锚定。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运行依托于“动力引领、组织传动、资源协同、调适保障”的闭环机制,实现高效转化。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维系依靠价值内化、系统韧性与代际传承的协同路径,得以持续巩固。新时代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规划领导力的内在逻辑,对于揭示中国发展奇迹的深层动力、应对全球“规划失灵”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摘要:中华法系作为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法律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法治智慧与文明积淀,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文化根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历史交汇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法共治、民本思想、无讼理念、慎刑思想、平等观念、恤刑原则等精髓要义,既是对中华法系独特价值取向的赓续传承,也是推进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育人资源与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价值目标、功能定位与精神内核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化,可从搜集知识素材、创制知识单元、固化知识印象三维度构建多层次、协同化的实践进路,以激活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命力,使其真正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摘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系统探索、谋划、推进长江学构建,是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扎根本土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举措。构建长江学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破解当前长江研究系统性与整合力不足的关键举措。长江学拥有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具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和流域性、跨学科性、综合创新性、实践应用性等主要特性,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人文长江、生态长江、经济长江和战略长江等四个方面。构建长江学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自主性、科学性,立足国家使命、加强政策支持,建设高水平研究平台,打造专业化人才培育体系,打造特色学术品牌,最终将其建设成富有中国特色,支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应用型交叉学科。
摘要:“作为方法的‘长江’”主张将长江从被描述的文化对象提升为分析中华文明的框架,将其理解为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关系性枢纽”。由此提炼出三个核心范畴:流动性是枢纽运作的前提,中介性是连接差异的机制,共生性是多元共生的结果。历史实践中,空间流动沉淀为文化层累,符号流动凝聚跨地域认同,商帮移民编织出多中心文明网络;当代条件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将自发流动转化为叙事整合,“文明”与“流域”范式实现体用协同,数字技术使跨时空文化聚合成为可能。这套方法论以流动性解构“中心—边缘”图景,以中介性超越本质主义思维,以共生性彰显“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长江由此成为内具“流动”与“包容”精神的思维方式,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根植于流域经验的方法论路径。
摘要:人文经济学把人民主体、文化资源、经济运行和文明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突破了将文化视为经济外生变量、将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增长的单一视角。其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逻辑关系是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相互转化,价值旨归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文经济学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两个结合”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人文要素经由主体实践、劳动创新、组织协作和制度治理进入经济运行,转化为创新能力、合作秩序和发展品质;经济发展又通过财富积累、技术进步和公共服务改善反哺文化繁荣与人的发展,形成双向互动、循环强化的运行机制。推进人文经济发展,应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夯实主体能力基础,畅通人文资源价值转化路径,健全组织协同机制,优化城乡区域空间布局,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摘要:人工智能威胁论是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引发的种种变化和不确定性在观念上的反映,其根源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的具有层级性、阶次性和专属性的各种功能的模拟与挑战。在马克思人学视域下反思人工智能威胁论,需要进一步厘清人的本质属性和人的功能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的本质与人的功能以满足生命活动等方面的需要为枢纽相互关联。但人工智能没有生命活动,也无法为人的类本质的确证提供可能。人工智能威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人工智能的功能性威胁,二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性威胁。人工智能并不以确证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为目标,而是以模拟和实现人的功能属性为目标。但人工智能威胁论无视这种差异,不但把感觉、意识、劳动等被认为专属于人的功能归属于人工智能,而且把人工智能视作一种可以在对象化中完成对自己个性的确证和肯定的“机器中幽灵”。马克思人学为我们扫清笼罩在人与人工智能关系上的层层迷雾、正确看待人工智能威胁论提供了方法指引。
摘要:为获取高深原创知识和纾解知识生产困境,智能体介入以推动知识生产方式转型或许是有益尝试。为应对大模型的幻觉、容量以及遗忘等问题,智能体得以产生。智能体的结构由感知、记忆、规划和行动四大功能模块组成,依托可靠性和创造性的张力与平衡,可成为“平台化科研”的核心构件。知识生产方式具有四维结构,智能体介入可使生产主体从人机交互到人智交互与人智共生、生产对象从传统对象到全面数据化与总体数据库、生产工具从碎片化黑箱到智能科研平台、社会建制从个性化独立生产到社会化平台生产。在四维转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基于复杂系统的平台化科研”的结构组成、稳态维持和运行机制的分析,可初步提出新知识生产方式的构想。
摘要: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是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双重压力的必然选择,厘清减污降碳的可能技术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作用机制,并揭示绿色技术创新对数字技术创新推动减污降碳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通过发挥渗透效应和替代效应能够有效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区域既有绿色技术创新资源禀赋的影响下,数字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当绿色技术创新禀赋不足时,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构建更智能、更高效的绿色生产体系,成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有益补充。因此,要加快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主的数字技术创新主体建设,强化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和数字共性技术研发应用;因地制宜,以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摘要:中国传统艺术史中,乐、舞、诗、书、画、印、戏之间长期存在的共生互渗,与既有研究范式之间的解释乏力,构成了一个值得正视的理论难题。跨媒介理论为此提供了超越单一媒介边界的问题视域与方法论工具。深入中国传统艺术的跨媒介实践,其不止于形式的外部叠加,而是一个从感性材料的跨媒介转译,即物质媒介层面的互通;经由形式语言的跨门类迁移,涵盖意象、品评以及结构原则的通用;最终达至意义系统的跨领域生成的转化过程。由此反观中国艺术史,各艺术门类之间的跨门类关联便不再被视为风格的偶然相似,而可以被重新理解为一种由共通构造逻辑所支撑的意义生成机制。中国传统艺术史因此不仅是关于门类演进的历史,更是一部媒介持续流动、意义不断生成的转化史。
摘要:无本回译是将以外语书写的中国经验文本翻译回中文语境的文学实践,其特殊性在于缺乏中文源文本,翻译所依据的是文本内容本身所扎根的文化经验。以译本进入中文语境的时间为线索,可见其自20世纪初以来呈现出从发端、扩张、低潮到复苏并逐渐走向系列化发展的历时轨迹。该轨迹与异语写作的持续供给、作者对译介的主动推动,以及市场需求和出版机构的选题导向密切相关。进入中文文学系统的无本回译,大体可归纳为三种形态:具有文化主体性回归取向的“回归型”;围绕跨国身份与离散经验,需在“华人文学”等边缘领域重新定位的“再定位型”;以及以外部观察视角呈现中国经验的“输入型”。这一长期存在的文本生成方式,在异语写作的本土化重写、文体杂糅、审美风格分化、离散经验的文化整合以及文学史分类体系的反思性重组等方面展现出重要价值,为理解跨语际文学生产的开放性与可塑性提供了具体例证。
摘要:当前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范式已陷入瓶颈。该范式过度依赖史料考据与“硬知识”实证,以知识梳理替代审美判断,严重挤压了文本的“隐含”叙事空间,导致文学性大量流失。以《千里江山图》《宝水》等长篇小说的批评为例,发现批评长于构建文本与党史、地方志的知识谱系,却对隐喻、留白等手法建构的言外之意与思想生产力视而不见。这些都表明,文学批评已然沦为知识考古学的附庸。走出此困境,需突破“历史化”与“文学性”的二元对立,重构以“文学性”为核心的三维批评体系,在历史理性与审美超越的动态平衡中,恢复文学批评感知异质性声音、介入现实的本质功能。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动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整合、巩固边疆治理、增进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党在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历史课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西南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将民族工作置于巩固人民政权、维护国家统一、推进边疆治理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谋划和推进,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工作思想。他强调民族工作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国防安全,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应坚持服务并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等重要原则。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西南地区围绕民族团结、自治政权建设、经济恢复与发展、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实践,有力推动了社会秩序重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推动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不断深化,维护了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形成的民族工作思想和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而且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源和实践启示。
摘要: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根基,但是学界对李冰由人到神的演化过程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在历史演进中,李冰形象逐渐超越治水功臣的史实范畴,被叠加多重神格,最终形成融合历史原型、道教神祇与文学想象的复合型信仰符号。李冰作为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最初以水利建设权威形象载于史籍。秦汉时期通过正史神异化书写与官祀制度确立,其形象开始向半人半神过渡;唐宋道教文化深度介入后,作为道教仙真的岷江水神定位趋于定型;至元明清时期,伴随川主信仰体系构建,李冰最终完成由人至神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国家意志通过祭祀制度确保信仰正统性,道教经籍赋予其超自然属性,民间口传不断丰富神话细节,文本书写强化传说体系,地域族群互动推动信仰空间扩展。历史人物神化本质上是官方话语、宗教体系与民间社会基于现实需求进行的文化再生产,这种层层叠加既保持着政治伦理导向,又反映出多元文化协调共生的动态图景。李冰个案揭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建构本质,历史人物如何被建构为文化符号;而不同时代、地域的需求不断注入新的特质,最终形成“人—神—圣”三位一体的崇拜体系。这一过程既是文化记忆的再生产,亦是国家权力、地方社会与宗教信仰动态平衡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