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构建全面准确的认识论是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必要前提,而明确近期和中长期系统性变革的实施路径则需要有共识性的方法论。结构动因层面,本轮变革由政治引导、经济重构、技术迭代、社会分化、文化发展和制度张力多重因素驱动;实施路径层面,组织变革轻量化、生产传播实效化、平台建设连接化、技术应用场景化与商业模式垂直化可作为共性方向;价值导向层面,主流媒体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与传播规律统一、人民立场与用户导向融合、公共性与商业性平衡、制度优势与技术创新协同。
内容摘要:用“流量和效果”说话,是衡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成效的重要标尺。然而,在平台化传播生态中,流量难以成为中性、客观的衡量指标,而是由商业平台基于其算法机制、用户数据与界面设计所建构的评价装置。这一评价装置必然要服务于商业平台实现资本增值的诉求,与主流媒体弘扬主流价值,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使命存在内生性偏离。受制于这一矛盾,主流媒体在实践中频繁遭遇“高质量”“正能量”与“大流量”难统一,内容生产与用户期待错位,价值指标受流量指标挤压等系统性变革困境,导致主流媒体传播工作被商业平台流量逻辑所规训,失去发展的自主性和自洽性。因此,主流媒体亟须批判性看待由商业平台建构的流量逻辑,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定义,重塑“主流媒体流量观”。在认识上重新厘清流量之于主流媒体的内涵,在机制上主动构建主流价值驱动的新型流量评价体系,在实践上着力建设自主可控的流量评价环境,以真正实现传播能力的跃升和主流话语的有效输出。现阶段对“主流媒体新型流量评价体系”的探索仍主要基于理论分析,未来还需要在实际传播场景中与学界和业界配合,提高其适配性与可行性。
内容摘要:数字平台的深度嵌入正在重塑全球媒体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结构。“平台生态”不仅是技术与资本交织的“生产一分发一消费”体系,更是公共性与商业化、多样性与集中化、数据开放与平台垄断等一系列矛盾的聚合场域。立足于十余年媒体融合的经验和成果,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政策驱动下,中国媒体改革进入价值秩序与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关键阶段。以“平台生态”为分析视域,可以揭示主流媒体在社会和舆论的双重平台化格局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并概括出平台化嵌入、平台化调适、平台化引领的三阶段特征。在社会舆论场日益分化和对立的背景下,主流媒体应着力系统再造、聚焦身份定位、丰富动态场域、实现技术融入,进而实现与平台共生,塑造出更具表达力与认同度的叙事体系,以更具智能化、公信力、共情性的方式,扮演好社会與论的稳定者和平衡者角色。
内容摘要:在技术赋能和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传播领域的变革深刻重构了信息生态,传统新闻学理论在解释新媒体实践和业态时显现出滞后性与局限性,亟须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当代中国新闻学以新闻实践为核心点,在数字变革与媒体融合的双重驱动下,形成了包含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和知识体系等多元要素的概念框架,因此,被称为“融合新闻学”。其特征表现为人本属性、事实属性、融合属性、交叉属性与开放属性的有机统一,本质上是传统新闻学在媒体融合时代的创新变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融合新闻学的学科定位应是以新闻传播学为主体,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应用学科,承担新闻实践指导、理论体系创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重使命,为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提供参考。
内容摘要:作为将人机互构关系与边界融合进一步推向革命性阶段的关键媒介,脑机接口技术近年来备受关注。其量化参数型沟通将再造数字交流的新形态,与四位传播学者所进行的对谈以此为起点,重新审视了脑机接口时代人机关系与主体性变革、数字转译与中介化过程、技术接入边界及制度保护、脑机接口技术的潜在风险等问题。交流与交往新方式的涌现正促使主体性的定义与范畴发生转变。而面对技术的加速迭代,无法回避的新数字转译可能随之生成。同时,基于信息交流的损耗常态与对异质他者存在的需要,围绕这一技术展开的传播学考察应重思交流的本质与目标,深入交流机制的不同层次,聚焦并捕捉该媒介的独特性。未来,脑机接口可能重塑人类的思维方式、自我认知与存在形式,改变人类的交往机制与社会法则,对此现有研究仍须拓展想象力,在技术影响的现实逻辑下,结合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其在强化或反抗中心化权力之外的多重可能。
内容摘要: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通过出版工作开展與论斗争。在白色恐怖甚至战乱的背景下,出版伪装本是重要且巧妙的與论斗争方式。近年来,学界关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伪装本的研究增多,但新史料匮乏。研究者此次在日本档案馆发现一批珍稀史料,包括数十种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伪装本,多数为国内未见,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伪装本有隐蔽的特征,被日方称为“共产党的巧妙的宣传”。作为出版领域“游击战”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伪装出版工作蕴含丰富的斗争智慧与历史经验,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内容摘要: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领域,始终与技术发展紧密交织。人工智能的崛起正深度重塑出版生态,对编辑工作产生多维影响。人工智能在编辑事务性工作中发挥重要辅助作用。编辑在价值观与文化价值判断、创意与情感融入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在人工智能时代应提升技术运用与综合专业能力,做好文化守门人和数据把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