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近年来, 随着各国政府档案不断解密, “冷战史新研究” 学术潮流影响日增, 国际同行交流日益频繁, 冷战史研究成为中国史学界公认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 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分支领域为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此项研究是学术上开展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理解冷战 “前沿地带” 的绝佳空间, 也是现实中观察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权力格局变迁的重要窗口。本期笔谈集结了四篇文章,分别对中国、日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6)02—0013—012 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不仅牵动着半岛局势与格局,而且事关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反映着全球冷战的走向,因而备受日本学界关注。梳理并分析日本学界关于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研究,不仅能获得理解相关问题的他者视角,也有助于把握日本学界自身的研究特点与经验。 一、研究进展 日本学界对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6)02—0025—08 冷战时期,朝韩关系以军事层面的相互威慑与敌对为主,但也交织着秘密接触与复杂的外交博弈。①美国主要在美苏冷战的结构背景下审视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将美韩同盟作为工具,通过军事对峙与经济制裁双重手段,构建对朝鲜的威慑与遏制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又约束韩国,防止因朝韩冲突升级,被重新卷入到半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6)02—0032—10 21 世纪以来,美国学界对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研究范式发生重要转变。相关研究力图打破大国主导国际关系事务的传统叙事框架,强调采用“边缘—中心”视角重新审视美朝韩三边关系的复杂互动与博弈过程。 ① 相关学者基于美国、韩国、苏联及中国等国多边原始史料,揭示处于弱势方的朝韩如何利用各自的大国盟友,实现自身政治
[内容摘要] 获生徂徕(1666—1728)的天人论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多重面向。在“天”的意涵上,主要有自然、天命、天道、天运、鬼神等五重维度,故天人关系具有相分和相关两种独特理论形态。在历史观层面,他突破传统儒学的道德决定论,强调合理的人事安排、制度建构及天人互动才是影响社会兴衰的关键因素。其鬼神论既不同于以鬼神为心灵归宿的宗教信仰,亦非将鬼神问题引向“彼岸”的奇想玄思,而是秉持“敬而远之”的理性态度,将鬼神祭祀视为礼乐文明的起源与生命意识的觉醒。总体而言,“合理主义”是获生徂徕天人论的主要特质。获生徂徕通过对儒学思想的吸收与重构,试图寻找天人之间的平衡与互动关系,其根本依据在于天、地、人均为“活物”这一理论前提。
[内容摘要]申圭植是20世纪初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来华伊始,他即参加武昌起义,此后在中国投身韩国独立运动,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坛活动。他具有进步的革命志向与世界认知,其民族意识植根于民族主体性,强调民族精神与历史认同,主张全民族团结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以实现民族独立。他基于参与辛亥革命的中国体验,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在东亚的近代价值,并较早系统提出“中韩合作”方略,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与韩国独立紧密相连。他深刻揭露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主张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帝侵略罪行并坚定抵抗。他将韩国独立置于东亚与世界和平的框架内加以思考,主张民族自决应以争取民族独立为先,并争取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展现出深刻的时局认知与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
[内容摘要]朝鲜王朝华夷观的核心“攘夷”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前期主要表现为“攘己之夷”,是建立在“自我之夷”认知与“夷夏可变”观念之上,通过制度改塑、文教重建与礼仪更张推动“去夷入华”;明清易代后转为“攘他之夷”,朝鲜儒林借“尊周攘夷”之说将“攘夷”对象由自身转向清朝,并在“华我夷彼”的论述中尝试建构其主体位置;及至近代,传统“夷”的范式发生瓦解与重置,形成“清夷”“日夷”与“洋夷”并存的格局。与此同时,华西学派、稳健开化派与激进开化派又分别以“人兽之辨”“东道西器”及“文明开化论”重构“夷”的判断标准。朝鲜王朝“攘夷”思想的历史演变,既是“夷”之对象不断转移、分化与重置的过程,也是其完成身份转换、建构自身文明主体性的过程。
[内容摘要] 美国南方各州政府长期由白人种族主义者把持,其在国会中的代表对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布朗案判决进行了强烈抵制。该判决宣布公立教育领域种族隔离制度违宪。为使己方的抵制行为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他们打出了维护州权的旗号。他们宣称,布朗案判决违宪,并且侵犯了联邦体制下各州保留的权利,各州应加以抵制。基于这一主张,国会中的南方议员联合发布了抵制布朗案判决的南部宣言。南方各州政府不仅成立了旨在抵制布朗案判决的州主权委员会,而且重提历史上曾用于维护州权的介入权理论,并据此颁布了一系列抵制布朗案判决的州法。他们的抵制活动虽然均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严重迟滞了美国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
[内容摘要]1632年成立的英格兰渔业协会,旨在整合全国渔业资源以提升产业效能。这一举措本属经济领域的常规制度设计,却因政治局势演变卷入查理一世与苏格兰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逐渐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查理一世将其视为强化国家整合与王权渗透的手段,意图通过协会加强对苏格兰地方的管控。苏格兰政府则基于维护地方独立地位与自治权的立场,对该协会采取坚决反对态度。然而,受议会斗争、宗教分歧与国际局势的交织影响,查理一世在这场博弈中渐处下风。17世纪40年代初,渔业协会因资金告罄而最终走向解体。渔业协会的兴废历程,不仅折射出查理一世时期英格兰中央王权与地方政府的尖锐对立,更映射出君主专制在英国的式微趋势。
[内容摘要]作为13世纪唯一被封圣的国王,法王路易九世(圣路易)的“封圣”材料集中反映了彼时天主教世界对“虔诚”的认识。罗马教廷“封圣”文书中的圣路易是一个超越世俗、以信仰作为终极理想的完美圣徒,其国王之职并未受到重视。然而,在多明我会修士博利厄的若弗鲁瓦与沙特尔的纪尧姆呈交教廷的“封圣”材料中,圣路易的君主职责与治国才能,连同其信仰一并进入“虔诚”的范畴。他们的书写与“封圣”文书的刻画有很大差异,具有明显的世俗取向。它们对圣路易“虔诚”形象的刻画,既与他们广泛参与圣路易的国事活动有密切关系,也体现了13世纪法兰西社会建构圣徒国王的诉求。
[内容摘要] 欧佩特节起源于新王国时期的底比斯地区,其发展演变与阿蒙-拉神崇拜和王权的强化密切相关。在这一时期的王权叙事中,阿蒙-拉神是世界的统治者、万物的眷顾者,国王通过“神圣婚姻”获得“阿蒙神之子”的身份以及继承“国王之卡”的资格,从而在现世代行阿蒙神意。在这一思想背景下,欧佩特节通过加冕、任命与赏赐等宗教与世俗仪式,将王权与神权紧密地结合。节日仪式的年度性展演也不断呈现神权与王权的关系,为王权的强化与埃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内容摘要]《永恒条约》的缔结为赫梯与埃及两国的和平交往奠定了基础。但乌尔黑—泰舒卜的引渡、赫梯信使祖瓦的拘禁等问题引发双方冲突,导致外交危机。哈图什里三世借助措辞调整、打破通信礼仪、高频追问等方式表达诉求,试图迫使埃及一方让步。拉美西斯二世则采取回避实质、转移视线的策略,淡化甚至模糊对方的诉求,并将双方的分歧重新导入大国外交制度的常规框架内。双方的外交博弈反映出,古代近东外交体系的“兄弟之情”、条约誓言与互惠原则等要素具有高度弹性,不仅可以防止既已发生冲突的升级,也能通过预防冲突规避危机发生的风险,有助于近东大国在动态博弈中维持长期均势。
[内容摘要] 维拉是罗马贵族精英在城郊、乡村和海滨建立的居所,大多兼具生产和住宅等功能,从而可以反映出罗马人,尤其是贵族精英的生活方式、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维拉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体现了罗马人的“农本”观念和对“祖先习俗”(mores maiorum)的怀恋。维拉的内部结构和装饰折射出罗马精英的等级和身份观念。维拉中的文化娱乐和社交活动展示了罗马上层独特的“闲暇”(otium)观念。罗马道德家对豪华维拉的抨击反映了罗马人对社会道德滑坡和等级秩序剧变的担忧和抵制。
[内容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凭借独特的地缘枢纽地位,成为盟军在北非战场的战略支点与后勤命脉,其战时角色呈现“被迫贡献”与“主动塑造”的双重性。军事上,苏伊士运河、亚历山大港及本土后勤体系支撑了阿拉曼战役等关键行动;经济上,在“中东供给中心”主导下被迫进行农工业与人力动员,承受了经济结构扭曲和社会动荡的沉重代价;外交上,以开罗会议东道主身份积累了外交经验,却仍受制于殖民附庸地位。社会层面,战争促动了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反殖民意识的觉醒,为战后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埃及在二战中的牺牲与历练,深刻影响了其战后的国家走向。埃及的案例揭示出,诸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在二战中扮演着“沉默贡献者”与“能动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这一结论对于建构更为全面、公正的全球二战史观,具有重要的实证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