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党的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具有深远的思想解放意蕴。这一创新性论断的形成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动态过程,贯穿党领导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余年光辉历程。从核心要义上看,“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前提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结合过程体现为两种异质思想文化体系交融互渗的动态演进,结合结果体现为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价值目标体现为引领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开启时代新篇章。新时代继续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以结合方向、结合内容、结合主体、结合成效为着力点,注重强化理论武装机制、完善文化传承机制、健全主体协同机制、创新实践转化机制,不断在新的起点上开拓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摘要:任何治理体系都包含观念结构、物质基础、安全保障与治理方式等核心要素,其系统性变革的实现,离不开这些要素的整体性重构。在百年大变局中,面对全球治理需求持续增长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对全球治理困境作出系统性回应。“四大全球倡议”因兼具非对抗性、重引导性、强建设性特质,而能与全球治理格局从少数主导向多元共商转型、规则逻辑从权力至上向能力优先转换、治理模式从等级治理向民主治理变轨保持适应性耦合,并以共同体思维重建共识、以注重法治改革制度、以范式融合创新治理方式、以建设性合作聚焦行动的结构性赋能路径,靶向消解全球治理面临的价值共识匮乏、合法性流失、适应性不足、集体行动困境等体系性压力。“四大全球倡议”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超越大国制度竞争的旧逻辑,彰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逻辑自洽、系统完备的行动方案。
摘要: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机制具有鲜明的阶段特异性。长期维持阶段历时持久且受特定情境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执行效果。鉴于此,系统探究该阶段的阻滞类型及其内在生成机制,能为优化政策执行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为此,构建了“政策情境-主体互动-执行阻滞”的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C县贫困帮扶工作小组的四项重点工作开展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其一,长期维持阶段中政策执行阻滞呈现“固化型”“惰性型”“疏离型”以及“脱嵌型”四种类型。其二,这一阶段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机制包括:政策情境的塑造机制与主体互动的锁定机制,两个机制相互强化,可通过优化二者交互关系来减缓政策执行阻滞的影响。
摘要:城市基层事务涉及多方主体,公共部门需要区分议题属性,采取适配的组织模式。可供选择的跨界合作组织模式主要有:权威整合、企业运营、自主治理,通过把握情境变迁推动组织调试,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权威整合模式适用于公共性凸显、风险与不确定性较高的社区事务,需要政治权威快速介入,及时化解矛盾冲突;企业运营模式适用于可量化、可定价的社区事务,具备效率和专业化优势;自主治理模式适用于高度依赖本地情境、难以标准化定价、无盈利空间的社区事务,具有参与性、协商性的优势。案例研究发现,对于低风险性质的基层事务,引入企业运营模式,培育自组织机制,有利于提升治理韧性和可持续性。
摘要: 现场办公是一种中国特色政府治理的策略性机制, 在科层制与运动式治理之间提供了一种精准干预的治理工具。基于注意力分配的分析视角, 结合任务属性和触发机制的差异, 可将现场办公区分为问题需求解决型、重点任务导向型、专项工作督办型和突发事件处置型四种类型, 所采取的注意力分配形式主要包括会议、调研、观摩和督办四种方式。从运行机制来看, 条块关系的协调整合机制、权责配置的均衡调适机制、政治势能的贯通传导机制以及跨越层级的信息共享机制, 共同构成现场办公驱动地方政府治理有效的实现机理。在实践进路维度, 遵循精准适配的价值导向, 通过推动现场办公运行程序规范化、探索跨部门协作机制长效化、促进现场办公实践成效制度化以及助推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科学化等方式, 能够最大程度提升现场办公的治理效能。
摘要:信息恐怖主义是指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或者个人,把信息作为武器或者攻击对手的手段,试图通过运用信息的智能化、合成化等传播技术操纵信息内容及其传播,以达到在社会舆论领域中造成破坏性后果的意图和行为。通过网络符号化共情传播的方式,信息恐怖主义得以在舆论场域中扩散,并进而对个人生活、社会稳定、政治秩序和国家安全等产生破坏性影响。面对这种风险,网络空间中防范其符号化共情传播的道德责任必须被重视:在人道主义层面,需要平衡信息传播过程中理性和情感的作用;在社会利益层面,需要调谐信息内容传播的公共性与私人利益表达之间的张力;在国家安全层面,信息生产和传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底线。
摘要:《尚书》《国语》将“绝地天通”理解为乱后秩序重建与神人职掌分化。《史记》则将这一秩序问题重构为司马氏天官家世、历法制度与王权神圣化叙事,其核心在于神人之别即变与不变之别:人处时间流变中,而神近于不变;人若能从“变”中把握“不变”,即最大近似神。天官通过物化周期把握“恒”,并以“恒”制历,即拥有神的知识;天子以权力颁历,以“恒”为法,即用神的方式临国。“敬授民时”由此成为天子以宗教方式统治国家的制度形式,使万民以服从天道的形式服从王权,由此形成中国早期国家宗教。然物化周期实为经验世界中最接近“恒”的“常”,甚至是为维持岁阴序列稳定而人为虚拟的伪“恒”。天子、天官所谓近神,皆为僭越。所谓国家宗教亦只是以伪知识形式存在的国家权力形态,其虚假性正在于此。传统哲学资源的现代转化,不能复归神圣化权力,而应转向现代秩序理性中重视经验知识的可检验性、校正性及其制度化运用。
摘要: 现代技术统治逻辑的哲学根源在于西方理性与自然的二元分立。中国巫史传统在理性化过程中保存了对人与自然“存有连续”关系性世界的理解, 并在老庄自然观中转化为“万物一体”的认知架构。老庄并非简单反对技术, 而是反对以支配和效率为核心的技术“术”, 肯定顺物之固然、经由身体实践而通达道的技“艺”。因此, “天人不相胜”可被理解为智能时代技术伦理的限度原则、反馈原则及成全原则; “由技进道”则可转化为“身体感知—默会整合—内居实践—反馈调适—公共验证”的实践机制。老庄自然观对智能时代技术向善的意义, 不在于提供具体工程方案, 而在于以关系性、整体性、身体性和生态限度校正现代技术理性, 使技术成为人与自然共同生成的中介。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的关键阶段。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的战略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构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为重塑资源分配动力和重构空间格局奠定了基本前提;“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与“一体化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作为战略路径,明确了制度保障和行动方向;“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体现了最终的价值归宿和未来愿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路径与愿景共同构成“十五五”时期乡村全面振兴开新局的深层机理,为实现常态化、动能化、融合化和制度化的战略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摘要:乡村数字治理在实践中普遍面临动员悖论、透明悖论与集中悖论交织的“不可能三角”困局,大量数字平台陷入“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困境。文章系统剖析了三重悖论的生成机制与循环演进,并提出“超可能三角”这一总体性分析框架,指出真正能够打破困局的,不是村庄层面的修补微调,而是治理、技术与产品三个维度的创新;以“闯碛”的田野隐喻为线索,强调“数字关键人”“社计师”与“产品经理”等行动者的能动性在三重创新逻辑转译与耦合中的核心作用。三种创新形成动态耦合、非线性演化的协同结构,其突破具有非对称性与阶段性,可通过识别“杠杆点”实现“以一带三”的正和演化。研究为理解乡村数字治理从“数字悬浮”到“数字扎根”的转化条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对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数字中国建设具有政策启示。
摘要: 在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乡村基础建设与产业发展之间面临发展节奏失配、功能结构脱节等现实挑战。立足系统耦合理论, 构建“时序适配”分析框架, 可将基础建设与产业发展关系拆解为“时”与“序”两个维度。其中, “时”体现乡村基础建设与产业在发展阶段、推进节奏和转化窗口上的动态匹配, “序”体现设施配置、空间组织、产业链条和利益联结形成稳定运行结构的功能状态, 据此形成基础建设与产业发展四维“时—序”分析矩阵, 并划分出优势集聚型、基础制约型、空间富余型和整体滞后型四类片区。基于S省L市片区化实践的分析发现, 片区化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判断基础建设与产业发展何者优先, 而在于识别不同片区基础建设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时序错位类型, 并通过跨村统筹、补齐短板、盘活存量和系统重构等差异化路径, 实现基础建设与产业发展由失配走向适配。将时序适配由协调水平测度提升为结构诊断框架, 推动乡村基础建设与产业发展的研究由“先后之争”转向时序适配驱动的协同治理, 可为分类推进片区化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摘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质上是以制度整合驱动交易成本持续下降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依赖于规则的统一性、制度供给的有效性、规模经济的条件性以及制度边界的全域一致性。“制度整合-交易成本递减”的分析框架表明,地方政府在将市场外部性内在化的同时,容易推高全国范围内的贸易成本,具体表现为规则碎片化引发市场分割、财政激励错配助长地方保护主义、户籍制度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造成劳动力流动受阻以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使市场分割难以根本扭转。据此提出,应从制度供给层推动规则统一,削减交易成本;从制度执行层重构财政激励,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动机;从市场运行层畅通要素流动,释放规模经济效能;从整体系统层打破路径依赖,构建区域协同改革机制。
摘要: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是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则。中国语境下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不是市场和政府作用的简单叠加, 而是在明晰边界基础上的有界协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运行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在功能边界上防止政府和市场相互替代; 二是在制度条件上通过统一规则、公平竞争和稳定预期提高市场运行质量; 三是在动态调整上, 根据发展阶段、产业形态和风险结构调整政府作用方式。进一步推进二者更好结合, 应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政府经济促进行为规范、产业政策转型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为重点, 使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转化为运行效率, 使政府作用更多体现为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风险治理。
摘要:“数字产品属于货物抑或服务”这一法律命题在国际经贸规则中被长期悬置。与国内贸易场景中主要表现为私法定性分歧不同,跨境场景将数字产品的定性问题同时锁入货物/服务二元归类、非歧视待遇、关税义务与数据监管的多重制度结构之中,任何一国均无法单方化解。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五大规则体系关键条款的谱系分析,揭示了“定性回避”并非规则真空,而是一种主动的妥协,其系统性地造成了非歧视待遇架空、规则碎片化、争端解决失效与私法保护空洞化四重制度后果。突破路径不在于把数字产品塞回既有分类的“概念修补”,而在于“规则更新”:以“功能等同+类型独立”双原则承认数字产品为第三类贸易客体,以“四层分解”框架实现从“客体中心主义”向“交易结构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转型,并以“有限数字财产利益”概念填补用户权利保护真空。中国应对的具体方案是将这一“规则更新”转化为WTO电子商务谈判、CPTPP加入谈判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升级中的条款预案,并通过修订《对外贸易法》、制定专项条例与自贸区先行先试,实现“贸易自由化”与“监管空间保留”的制度平衡。
摘要:环境法主要呈现四个维度的系统性偏差。环境法基石范畴受困于以“人”为中心的理论预设,尚未达成共识;分析路径陷入还原论与整体论的二元困境;对策法学主导的立法模式引发环境法律复杂化与制度失灵;解释论层面则持续面临法教义学的张力。《生态环境法典》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范式的实然成果,其针对前述偏差作出了系统性纠偏。在立法目的上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构环境法的基石范畴;在体系结构上融合权利、义务与权力的复合逻辑,搭建多元共治的规范框架;在方法论上以环境公共利益为标尺,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动态平衡;在立法思路上顺应自然规律,并创设“重要地理单元保护”专章;在适用层面通过体系化的法教义学建构,弥合专业判断与公众认知的解释张力。
摘要: 刘勰“敷”中国文论关键词之“理”, 其阐释宗旨是标举中国文论本乎道、师乎圣和体乎经之大统, 其阐释路径是敷理以数、敷理以象和敷理以情。“敷理以数”既保证了关键词阐释的层次感、逻辑性和体系化, 又实现了关键词阐释之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敷理以象”兼用《周易》的近取诸身和远取诸物, 赋予关键词阐释以生命活力和自然灵性; “敷理以情”则充分展示了关键词阐释主体的真诚、兼容和远志, 情愈深而理愈真, 情愈浓而理愈重。《文心雕龙》“敷理”这个动宾词组, 作为中国文论的本土标识性概念, 开辟了文论关键词阐释的中国路径, 不仅具有较高的方法论价值, 而且对我们今天如何用关键词建构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摘要:中国当代多民族文论话语的自主生产,是新中国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论相关阐释行为的经验概括和理论认知。由此合构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论话语自主生产的关键范式,主要体现在总体观念、融创机制、建构方法三大层面,具体呈现为多元一体、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文化板块、文学圈层、有机化合、“三交”机制、全观诗学、共同语表述等九种范型。作为当代中国特色文论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体系的多维话语建构,该文论话语及其范式的自主生产,既是关于中国多民族文艺创作实践的理论响应,也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论话语权的积极争取,因而成为新时代家国认同、学术创新和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与重要意涵。
摘要: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和唐刘知几《史通》, 就其“体大思精”而言, 在各自领域皆可谓“前无古人”。关于二刘比较, 学界多聚焦于前刘如何影响后刘或者后刘如何摹仿前刘, 从而遮蔽了二刘在根柢处的同与异以及这种同异后面的文史内涵。振叶寻根, 观澜索源, 二刘有着共同的文学和历史根源: 贵兼、崇文和重时。同根者其叶或异, 同源者其澜有殊: 二刘贵兼, 却有唯务折衷与多讥往哲之异; 二刘崇文, 却有雕章缛彩与质而不华之别; 二刘重时, 却有以五经救时弊与故经时书皆疑之殊。从根源处寻索二刘之“同”, 继之辨析“同源”中的“异澜”, 这种超越文本层面的二刘比较, 既可为中国文学与中国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亦可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贵兼”思维、“崇文”价值和“重时”路径。
(1.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南昌 330022; 2. 铜陵学院语言与传播学院, 安徽铜陵 244061) 摘要: 数智时代下,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 深刻重塑着劳动形态、生产关系与教育范式。基于马克思身体哲学视域, 从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三个维度, 剖析数智化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应然、困境与出路, 可构建一个多维立体的劳动教育分析框架: 在本体论维度, 关注身体的回归、遮蔽
摘要:教育正义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关切,其实现有赖于对教育中“善”的合理分配,最终指向良善。学校教育之“善”可分为工具性、关系性与象征性三种类型,其正义性追求分别体现为良序性分配、人道性立场与教育性指向。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在上述三种“善”的分配与实践中,仍存在局部不均衡、关系失谐与象征偏离等现象,制约着教育正义的充分实现。实现学校教育正义,需要以育人本质统摄多维正义,树立学校正义的整合性应对范式;坚守教育内在立场,明晰基于善之社会意义的主体伦理责任;重建基础正义程序,回归基于个体价值实现的学校良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