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三国演义》和各类地方戏曲的巨大影响,曹操几乎是民间妇孺皆知的人物。在人生的前二十年,我对曹操的认知,几乎都来自《三国演义》,后来上大学,读到《三国志》,对曹操的认识才有了一些改变。多年来,我对曹操的兴趣始终不减,而且由于曹操高陵的发现以及关于其真假的公案,引发了对曹操后代DNA的测定,发现其中的一支竟然就在我的老家辽宁东港的大孤山镇,这就更使我对曹操的人生及身后事充满了兴趣。2008年至2
作家,资深媒体人,著有《诗词里的中国》《去唐朝》等 位于浙江省绍兴城西南的鉴湖,又称镜湖,相传黄帝铸镜于此而得名,这片江浙名湖,山水兼容,岩湖互衬,波光粼粼,是人们踏青赏春、怡情悦性的好去处。事实上,鉴湖最初的作用是作为一项水利工程,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发动民工,筑堤潴水,总纳山阴、会稽两县36源之水,溉田九千余顷,不仅成就了当时的八百里鉴湖之美,更成为江南古代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载:“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京师首善之地,亦为政治、文化中心, 不仅今日有“北漂”,自古即如星拱北斗, 辐辏云集,人多口众,物价高腾,势所必然。 所以,顾况既是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
西晋时因中原扰乱,大批华北士族在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南渡,移居江南,是为侨姓士族。司马氏依仗侨姓和江南吴姓士族,支撑东南半壁江山与北方胡族抗衡,延续华夏文明。继东晋之后的南朝,士族阶层在社会上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士人饱读诗书,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言谈举止具有典范作用。本文对南朝士人阶层普遍留意的避讳问题,尤其是家讳,进行讨论。家讳也称私讳,是
“玉石观音像唱和诗”是一组创作于辽代寿昌五年(1099)的七律,清康熙十七年(1678)发现于直隶省承德府朝阳县(今为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城东凤凰山上天庆寺内的一块石碑之上(见《塔子沟纪略·卷七·寺庙·天庆寺》《钦定热河志·寺庙·天庆寺》载记)。关于诗歌的作者,《钦定热河志·寺庙》、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罗福颐《满洲金石志补遗》、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有专门介绍。 “玉石观音像唱和诗”最
夏庭芝《青楼集》曾云: 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 何啻亿万。 元代伶妓数量庞大,于市民生活、乐舞表演、文学创作等多个方面都十分重要,但因为她们隶属贱籍、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备受歧视,几乎不为历史的主流叙事重视。幸有元代文人创作了相关诗文词曲,留存了元代伶妓的吉光片羽。在一些私人的游览、宴会中,我们时常能看到伶妓的身影,例如: 相逢成夜集,畅饮压流霞。绮席围声妓, 银筝合凤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鹿”与“禄”同音。“禄”不仅代表官禄,也代表俸禄,引申为地位、财富、福运和运气。因此鹿被视为神兽,有着吉祥、长寿的寓意。 中国古典诗词中,最基本的鹿意象是以鹿本体形式呈现出来的,其中有将鹿身体的某一部分作为本体的鹿意象,也有将鹿整体的不同形态作为本体的鹿意象。 以鹿身体部分代指鹿意象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鹿茸”“鹿胎”“鹿皮”“鹿头”“鹿角”等。“鹿茸”指小鹿未骨化而带绒毛的
一 在儒道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上层社会是一个士人社会,也是一个文人社会。士人和文人,可谓是同一群体的不同侧面,正如同硬币的两面。士人侧重社会身份和责任,文人侧重精神特质和才情;前者志于道,后者游于艺。对于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对于典型的士大夫而言,白天是处理政务的士人,晚上变身为吟诗作画的文人。当仕途顺利时,文人属性不过是政事的点缀;当仕途受挫时,文人属性则成为其精神的退路。从这一
“白贲”一词出自《贲卦》上九爻辞:“上九,白贲,无咎。”其思想以“饰极返素”为核心,既包含《周易》特有的阴阳转化逻辑,又融合儒道两家对文质关系的思考以及不同时代的特征,最终发展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对本色之美的追求。这一思想所包含的修饰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人为与自然的思想为后世的文艺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文艺批评的发展。宗白华先生曾将美分为“错彩镂金”和“出水芙蓉”两种,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白
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家国主题最鲜明的诗人。时代的变局使他将个人遭际、家庭悲欢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结,形成了以“家国同构”为核心的诗歌书写体系。其诗歌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将个体命运嵌入王朝兴衰的宏大叙事,实现了抒情与纪实、个人与时代的高度统一。杜甫的家国书写,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升华,也确立了后世文人家国同构书写的精神基调,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 在中国古典诗歌长河
——评点者视域下苏诗阅读的“趣”“快”“妙”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人格魅力的文人,他的诗歌一直以来都为大众所广泛喜爱,阅读苏诗也被认为是令人心生愉悦、感到畅快的乐事。苏轼诗歌的评点者将他们的理解和感受落笔成文,这些评点也为解读苏诗提供了新的文献材料和研究路径。 苏诗之“趣” 苏轼诗歌中多有生动独特、诙谐有趣的表述,例如《西新桥》中对惠州民间庆祝活动“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的夸张表述,再如《奉
“点铁成金”这一重要诗学命题,出自黄庭坚的家书。他谆谆告诫外甥洪刍要专心致志读书,多研读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深究学问的本源,融入自身的理解与创造,以求达到新的创作境界。 黄庭坚秉持“无一字无来处”。就像杜甫的诗歌和韩愈的散文,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每一字皆有来处。后来学者因知识和写作经验不足,常将前人的文学成就简单归因于个人才情,而忽略他们对前代文人语汇的承继与创新。在黄庭坚看来,优秀的诗词应具备
文天祥是南宋末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秋的爱国诗人。处于南宋王朝局势危急的关键时刻,文天祥不惜倾家荡产来解救国难。他在东南地区辗转作战,历经无数艰难险阻,九死一生,然而最终还是兵败被俘虏,面对困境他从容赴死。他一生留存下来将近一千首诗作,他的诗歌创作以德祐元年起兵勤王为界限,前后风格有着很大不同,不过却始终贯穿着深沉而炽热的爱国思想。 忧国怀乡 早年,文天祥处于仕途起起伏伏、仕隐相互
署名疑案与文献线索 明代诗僧释守仁(字一初)所著《梦观集》传世版本稀少,且易与元代释大圭同名诗集混淆。长期以来,学界认为释守仁的《梦观集》失传已久,因此对其研究力度不如释大圭的《梦观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梦观集》残卷(LSB4933),据其封面为“梦观集六卷(存卷一至卷三)”“释仁撰 释如兰编”,以及相关信息的考证,可以推测此本为转录本,其作者为释守仁。其卷首序文落款为“洪武廿有二年岁
《水浒传》版本与主题 《水浒传》故事先后经历民间传说、话本故事、戏曲唱本及小说汇编数百年的创作和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它版本众多,有繁本和简本之别,现在研究者一般以繁本百回本的容与堂本为定本来研究阅读。 “水浒”一词出自《诗经·大雅·绵》,原意为水边,可引申为边缘地带、安身之地等不同含义。书名中“水浒”不只是地理概念,更象征着一种自由、正义、反抗和希望的精神力量,赋予了《水浒传》更高的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众多故事中,总喜欢为笔下的主人公赋予一份至真至纯的“痴情”,让人物显得格外鲜活动人、赤诚可感。其中《阿宝》一篇,正是以“情痴”为核心展开的经典之作。蒲松龄笔下的“痴”从来不是愚钝,而是不掺世俗杂念的真心与执念,正是这份痴,让寻常的才子佳人故事多了几分撼人心魄的力量。然而在看似纯粹的痴情爱恋背后,文本中还隐藏着十分微妙的男女关系与情感投射。读者在感动于二人生死相随的同时,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根、中国人的魂,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探根寻源、追本溯源,理清思想脉络、夯实思想根基,才能生长出枝繁叶茂的思想之树,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汇聚起气势磅礴的中华民族的思想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著作浩如烟海、思想博大精深,其中道德思想是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探寻中华道德之根,其根本目的就是让心安人健,促家和国昌。因此,我们要精雕细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教育研究所、苏州市教师发展学院 在文言文阅读和学习过程中,文中的一些字词表面上看似熟悉,实际上却易受到“现代汉语语感”干扰而出现误读(即“以今例古”或“以今律古”)。以大家熟知的“囊萤夜读”“伯牙鼓琴”两个故事为例,其中的“读”“鼓”往往容易受到“现代汉语语感”的影响而出现“误读”。 “囊萤夜读”之“读” “读书”“阅读”“朗读”“默读”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学习方式了。
《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杜慎卿出场时,设宴款待诸葛佑等人,一同欣赏住处盛开的牡丹: 杜慎卿道:“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鲥鱼、樱、笋,下酒之物,与先生们挥麈清谈。”当下摆上来,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买的是永宁坊上好的橘酒,斟上酒来。 对于饮食的描写,吴敬梓不像《红楼梦》里记载茄鲞一样,绘声绘色地讲述某道菜的具体做法与步骤,而是喜欢用菜色的不同、吃相的差异侧写人物的出身与性格。杜慎卿的
《论语》作为承载中华传统智慧的关键典籍,详细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举止,从中提炼出仁、礼、义、君子、中庸等一系列贯穿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价值理念,同样也是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处世哲学与生命智慧的重要载体。自19世纪开始,《论语》就持续被译介到英美国家,不同的译者在进行语言转换时不断探寻怎样准确传递原文智慧。翻译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对应,而是为了让东方的道德伦理、社会理想、人格追求,在英语文化语境里能够
1979年,在南开大学的一门课上,一位女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一朝天外赋归来”时,谁也没有想到,台下会有一位女学生用萝卜刻章,制作了一张以假乱真的听课证前来“偷听”。这个被李云写进《穿裙子的士,最动人的诗:叶嘉莹百岁人生》一书中的故事,向我们诉说着叶嘉莹授课时的空前盛况。这一年,对中国而言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对叶嘉莹来说则是人生的转折点。 1935 年的秋天,11 岁的叶嘉莹考入了初中,母亲买了一套
敦煌与江南,是与我有着非常联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心之所向,一个是身之所居。它们都早已成为了超越地名本身的内蕴丰富的文化符号。敦煌是大漠孤烟下的多元交汇,而江南是小桥流水中的诗性生活。两者之间不仅相距数千里,其外在风貌与内在精神都显示出巨大的差异。甚至在敦煌流传有一句谚语: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里之雪;居塞北之人,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船。极言两地之“隔”。但我却始终相信,在这千里雪与万斛船之间,一定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