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功能的各类产业系统集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关键概念结点作用,能够有机联结并支撑整个理论概念网络,其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承载,又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关键支撑。奋进“十五五”,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包括:优化基础研发支持体系,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取得决定性突破;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及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配的网络基础设施体系;因业分类施策与因地制宜布局,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一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大象企业”“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等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协同创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从学理上提出、分析、解答新闻传播本土“真问题”,需以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依托鲜活的田野经验材料,通过抽象概括与逻辑推理,提炼概念、形成范畴、确立命题、构建理论,探索建构观照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彰显中国价值立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推动自主知识建构从概念化的初级阶段向理论化的高级阶段跃迁,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打造兼具现实解释(阐释)力与普适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 数智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融入人类生产生活,重构产业形态、变革治理模式、重塑社会结构,此乃不可逆转之“大势”。与此同时,这股宏大历史潮流正具体而深刻地作用于每一个“小我”:人类个体的劳动方式、认知模式、社会交往乃至存在意义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社会,深刻改变知识生产、认知能力、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也对人的主体性构成冲击,影响人类社会文明前进方向。维护人的主体性是智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应坚持人本主义基本立场,培养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与批判性思维,提升问题定义能力;完善人工智能内容治理机制,筑牢人类认知安全防线;重构智能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智能社会治理。面向未来,智能社会需在技术演进与人文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确保人类在算法洪流中保持思考的尊严与主体地位。
【摘要】数智时代的大势在赋能人的同时,可能在特定边界上侵蚀人的能动性,而宏大叙事往往遮蔽小我的具体处境。人类分散的能动性谱系,可整合为一个由工具性、反思性、建构性三个特征复合的模型,揭示三者在大势中各自面临的差异化侵蚀机制与坚守条件,有助于把能动性的抽象讨论落到实处。在此框架下,小我的能动性可见于认知、关系、劳动、价值等四类日常实践,能动性的三个特征与“不躺平”的要求相互呼应,形成从特征分析到行动方案的路径。每一个小我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未来应考虑在“人工智能+”行动中,增设覆盖教育、健康、社交、劳动、价值、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人机互生配套机制,以此把面向个体能动性的守护纳入政策视野,使小我之能动性成为大势之根基。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对劳动的组织形态产生深远影响。“劳动的三重脱嵌”理论框架,通过整合劳动过程理论、技术批判理论与平台政治经济学三条线索,可系统分析智能社会中劳动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在劳动组织层面,劳动的生产单元正从“企业”向“人机组合”的“一人公司”转变;在劳动关系层面,劳动控制机制从工业时代的科层管理,转向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催生新型劳动关系;在劳动者个体层面,人工智能引发“技能压缩”效应,判断力成为稀缺的人类能力。社会学的基本范畴预设人类中心主义前提,而智能社会要求发展出能够对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生产的社会现实进行理论化的框架。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向能动式人工智能演进,人类正在快速进入智能社会。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以人类智能体与人工智能体共生为标志。一方面,两类智能体所实现的物理基质并不相同,人类智能体以碳基物质及生物生态系统为基础,而人工智能体则以硅基物质及电子生态系统为基础;另一方面,它们在信息层面上生产、交换和分享智能资源,并通过互动影响彼此的行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和文化演进,从而使人类社会发展跃上新台阶。由于人类智能体和人工智能体分属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作为“小我”的人依然可保留自身特有的内在体验,而这将是在未来更值得珍视和追求的。
【摘要】智能社会中的主体性危机,并不主要表现为机器获得主体地位,而在于算法系统开始深度介入人类主体性的生成过程。主体性是人作为自主行动者,在经验、反思、社会关系与历史实践中,不断形成自身的存在方式。智能社会中的数据化、镜像化和预测化,使主体被还原为可计算的数据结构,被困于算法反馈形成的自我回声,并使未来越来越受到既有数据模型的预先塑形,从而持续侵蚀主体形成自身的基本条件。应对这一危机,不能简单拒斥智能技术,而应在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前提下,恢复经验主体、重建反思能力、维护未来开放性,并重构主体间性,以维护人的自我形成、自我超越和共同创造未来的能力。
【摘要】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和普遍应用,催生了人机数字融合及其进化,构成以硅基“数字脑区”为基础的人机融合进化新形态。人机数字融合通过碳基智能与硅基智能的优势互补,拓展人类认知边界与整体观照能力,推动知识生产方式与智能结构的深刻变革。人机数字融合进化也伴生“废退失控”“智能寄生”“消长失衡”等风险,其根源在于硅基“数字脑区”的不当使用。面对这一趋势,应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整体观照”“智能健全”“消长智慧”应对框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机关系,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
【摘要】西方依托殖民扩张进程,建构“文明”“西方”等基础概念,塑造“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构成西方现代化理论内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承袭东西方文明对立认知,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始终面临西方学界内部与发展中国家的反思与批判。伴随全球非殖民化运动推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方文明优越论逐步瓦解。当前,“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多元现代性”等话语叙事进一步巩固,非西方世界逐步重塑现代化话语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现系统性超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动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摘要】当前,全球南方现代化需着力应对三项关键课题,即如何实现经济独立自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良性平衡,如何通过提升基础政治能力更好支撑经济发展,如何有效应对外部霸权主义与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复杂影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其经验包括:现代化道路必须符合本国国情;着力打造“发展型国家”,坚持有为政府与“发展优先”相结合;抓住机遇,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必要时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加强团结联合,共同推动和参与新型全球化进程。
【摘要】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背景下,数据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成为驱动智能实现的关键要素。自机器智能概念提出以来,其实现方式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和经验驱动三种范式紧密相关。这三种范式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数据与模型可以形成相互转换、彼此赋能的协同机制;数据驱动与经验驱动则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瓶颈主要体现在:数据的尺度法则失效,高质量私域数据供给困难、具身智能发展存在数据困境。突破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瓶颈,应聚焦以下方面综合施策:发展多样化数据获取策略、关注非直接的数据获取渠道、从追求规模向追求质量转变、加大模型训练力度缓解数据稀缺、探究人类泛化迁移机制缓解数据稀缺、发展自进化的人工智能、大力发展大模型的数据科学。
【摘要】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面临风险复合化、灾害链条化、城市系统耦合化和数字技术广泛嵌入的新变化,应急管理体系正由事件响应型治理,加快转向全域风险系统性防控治理。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赋能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仅提升应急信息处理效率,更推动风险感知、情景推演、协同调度、公众沟通和深度学习等关键环节的系统重构。应急大模型具有基础设施属性、制度嵌入属性与公共价值属性。只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一创新与规范、兼顾效率与公平、强调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替代,才能真正把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的技术潜力,转化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