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言模型的诞生“在人类历史上称得上史无前例的技术成就”(孙茂松),因为这使机器真正能跟人自由对话了。先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具体到汉语就是中文信息处理,其目的就是要让机器能理解我们人所说的话语,反过来又能生成让我们人能接受的话语,以实现“人机对话”。为达到此目的,上世纪70 年代解决了“字处理”问题;80 年代进一步解决了“词处理”问题,包括分词和词性标注;90 年代逐步解决了“句处理”问题,包
陈 平(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 传统语言研究大多专注于语言本体。1960 年代开始,社会语言学渐渐成为国际主流语言研究的一部分。1980 年代之后,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兴起,许多大学开设了社会语言学课程,学术期刊也经常刊发高质量的社会语言运用调查报告。2000 年之后,以中国语言运用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语言研究的社会效用的语言生活研究,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与本体研究齐头并进,成为中国语言学研
周庆生(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作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年年参与绿皮书的编审工作,不知不觉已经过了20 年。《语言战略研究》推出“中国语言生活研究20 年”多人谈专栏,约我谈点想法。思来想去,还是跟皮书战线上的新朋友聊聊绿皮书撰稿的“问题驱动”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吧。 语言生活就像空气和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世举(武汉大学文学院 / 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已有数千年历史。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其初衷就是要解决跟语言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语言学几大发祥地,基本上都是出于典籍诠释、哲学思辨、语言教育、政治诉求等客观需要而开始研究语言的。 可以说,“语言为用而生,语言学为用而兴”。从总体上看,数千年来,服务为本、经世致用一直是世界语言学的主流传统。 然而,自形式主义语
赵守辉(挪威卑尔根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为全世界 LPP(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语言政策与规划)同仁贡献了无比丰富实践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迥异于他者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任何LPP 的理论与实践所面对的核心问题皆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这里我们试通过对语言定义所反映的语言对立功能的解析,为理解中外LPP 研究取向的不同提供一个观察视角
刘海涛(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中,有一篇我写的《欧洲联盟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为什么在有关中国语言生活的报告中要提及国外的事呢?这是因为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1950 年代的西方国家,也因为人类有意识改变语言功能的活动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因此,了解国外的有关情况,可能有助于制定符合规律和更有效的语言政策。20 年间,随着大量国外语言规划著作的引入以及众
方小兵(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关于语言生活概念,李宇明教授的经典定义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该定义不包括语言规划的“各种活动”。这或许源于一种逻辑上的谨慎,即为了避免将“对语言生活的规划”视为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从而混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然而,主客二分的视角显然是人为且主观的。事实上,许多概念本身就兼具主体性和客体性,例如文化传播和宗教信仰。语言规
董 洁(清华大学外文系)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在过去的 20 年间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著作和论文,也将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民族志研究在中国语言生活领域是一位“后来者”。 相较于经典的质性、量化、实验等研究方法,民族志以其重视田野工作、探究语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等特点而独树一帜。民族志倡导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通过长时间沉浸式的田野工作,全面理解和分析研究对象的语言、社会和文化现象,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