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贵州黔东南清水江上游巴拉河流域苗族社会的“蝉忌”禳解驱邪仪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缘起叙事与木材采运贸易的历史关联。仪式叙事中,受伤害的两位苗族姑娘化为“蝉精”复仇,成为危险与不洁的象征。借助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理论,“蝉忌”仪式反映了上游“山客”社会对下游“水客”社会的认知与想象:下游被视为陌生、充满不确定性与道德风险的“不洁”之地,其危险可能通过婚姻等途径“浸染”上游社会。蝉虫趴身因而象征着来自下游的“不洁”女性化身侵入,寓意被附身者将面临包括“花案”在内的各类灾祸,成为下游污染源渗入上游社会血脉的隐喻。通过这一仪式,揭示清水江木材贸易所塑造的上、下游社会在文化观念、社会分层与边界维护上的深层差异,为理解区域社会结构提供了象征人类学的视角。
摘 要:以“物的社会生命”为理论视角,聚焦清至民国时期青海青稞酒这一重要生活物资,结合地方志、史料记载及民间叙事,系统探析其生产、流通与消费全过程在多民族日常交往中的社会功能与关系建构机制。首先,青稞酒酿造技艺在藏、土、汉等民族间的传承整合,彰显生产环节的技术共生;其次,跨区域运输与市场交换网络,构建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嵌入;最后,礼俗实践与神话叙事中的消费场景,实现各民族的文化互构。研究表明,青稞酒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核心物质媒介,其“社会生命”不仅体现为商品流通的轨迹,更折射出多民族社会互动的底层逻辑。相较于国家层面的制度整合,扎根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实践在维系边疆社会稳定方面具有更为持久的韧性。
摘 要:民族节庆文化及其活动饱含着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知、情、意、行的丰富元素,充分挖掘和发挥各民族节庆活动的价值和功能,形成以民族节庆活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化实践、制度性运行,是新时代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调研和实证分析表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节庆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团结力,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系统理解和全面认识,增强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充分发挥民族节庆活动的功能和价值,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的实践途径和研究范式。
摘 要:文章以唐代乐工雷海清掷器殉国的事迹为起点,围绕历史人物如何跨越民族、阶层与信仰边界,逐渐演变为共享文化符号的历程。同时,尤为关注唐代以降对雷海清形象的重构,考察士人阶层的伦理诠释、民间信仰的在地融合,以及畲、汉民族共同参与的符号建构实践。因此,雷海清符号的意义生成与形象嬗变,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符号载体与历史资源,还为中华文化借助共享符号整合多元族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个典型的范本。
摘 要:“项目制”作为国家建设中一项重要治理技术,逐渐成为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主要路径。基于对浙江山区一村庄的田野工作,发现不同项目在同一村庄内部的实践效果并不一致,其结果难以简单归结于“成功”或“失败”,而是呈现“契合”“偏离”“偏离中的意外”等多样化样态。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制度配置,项目制内含较为明确的“国家期待”,试图引导基层社会完成共同富裕的时代使命。然而,乡村并非简单地被动接受引导,而是在具体实践中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与生存逻辑,对项目进行再阐释与再利用,在回应国家期待的同时展现出地方主体的能动性及其限度。通过比较三个在时间上接续的项目个案,将项目实践理解为国家与地方主体持续互动的动态过程,进而提出“契合-偏离-偏离中的意外”的分析框架,强调项目实践中的不确定性与非预期结果并非治理失灵或变形的表现,而是项目制运行过程与逻辑中可能生成积极意义的重要面向。
摘 要:基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田野调查,以“成老礼”(“洼萨辛”)仪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村养老模式从“家庭供养”向“社区尊养”转变的文化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该仪式是一套深植于南传佛教信仰与乡村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制度,通过“制度性征召—阈限期身体规训与神圣角色形塑—周期性实践巩固”的完整过程,系统性地为步入老年的村民建构了“权责一体”的“神圣尊者”角色。这一角色建构不仅让老年人获得了超越家庭的社区性权威、尊严与物质供养(如接受全寨轮流“献赎”),更让其承担起为社区“驱邪赐福”、调解纠纷、维系文化等社会责任。因此,“成老礼”超越了单纯的家庭赡养,将养老保障嵌入更广阔的社区认同与宗教伦理秩序中,形成了一种以文化角色建构为核心、强调社会参与价值实现的“社区尊养”模式。这一案例揭示,有效的农村养老不仅需要物质支持,更依赖于为其建构富有文化意义、权责清晰且被社区广泛认同的社会角色,从而为实现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为”的积极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实践启示。
摘 要:随着《巴黎协定》正式确立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传统知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制度契机。文章系统梳理了传统知识议题在联合国环境公约体系中的演进脉络,重点分析了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框架下从被“认识”“关注”到逐步“纳入”的定位变迁,以及所建立的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等参与机制。文章指出,当前中国传统知识的国际参与面临话语体系依赖西方公约范式、哲学社会科学参与不足等局限。面对《巴黎协定》后国际社会对传统知识的三种不同倾向(西方国家的“信息补充”观、土著社区的“权利文化”观,以及中印等国的“包容平等”观),文章提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条路径:一是深度参与国际传统知识议题讨论,构建自身分类体系与数据库;二是推动传统知识与国家气候政策的有机结合,在减缓和适应策略中纳入传统生态智慧;三是主动促进中国传统知识、技术与实践的全球分享,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中国话语与方案。
摘 要:气候危机在21世纪深刻重塑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早期人类学对气候的关注多隐含于对气候/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中,直至全球气候危机加深,气候变化才逐渐成为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并催生出气候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分支。以气候人类学为视角,探析不同群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如何通过技术适应寻找新的生计方式,并辅以文化适应来保持他们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从而适应气候的变化。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权力与社会经济的博弈使得“伪适应”现象频发,这种适应方式优先服务于资本积累而非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等。面对这些“伪适应”的现象,仅依靠技术调整或单纯依赖传统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结合文化、科学、社会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来思考气候变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探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候适应方式。
摘 要: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地传统生态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生态知识对于粮食安全保障以及农业经济韧性提升具有关键价值。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传统生态知识形成于当地独特的空间与生境中,并逐渐形成了囊括地方环境知识、土地和资源管理实践、生态信仰与习俗在内的庞大知识体系。作为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工具,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所蕴含的传统生态知识具有科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价值,系统挖掘这一知识体系,能够为旱作农业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提供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摘 要:在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协同运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面临资源闲置、市场溢价不足等现实困境,其核心在于缺乏适配的价值实现机制。为系统探究其影响要素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以江苏吴江基塘种养与蚕桑文化系统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资料及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构建了“价值转化—市场转化—可持续反馈”三阶段动态模型。研究发现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遵循“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增殖化”的递进逻辑,系统生态资源、文化与传统知识、政策与制度支持、产业与经济驱动、内生发展约束五大要素呈现阶段性协同规律,并通过“嵌套式反馈”关系驱动系统持续演进,其本质上是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子系统协同互构的复杂适应系统。这一发现可为同类遗产地理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优化要素配置以构建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关键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摘 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是全球遗产保护范式的创造性建构,其深层逻辑植根于中国“体用论”哲学智慧的当代活化。作为农业文明长期演进的历史产物,农业文化遗产并非现代语境中的全新命题,而是对官民协同、礼俗互动社会的整体呈现,其蕴含的体用智慧为当代遗产保护实践奠定了文化根基。全球遗产概念“东渐”后,中国将国际话语转化为本土表达,形成多元主体对遗产定义权的博弈,由此产生“体用论”的本土化张力。在大遗产观指引下,依托农业遗产身份叠合性生成理论根基,以业态融合构建起“明体达用”的中国实践模式。此外,也通过直面遗产保护中的原真性与商品化、国家话语和社区诉求等矛盾,提出基于体用重构的遗产保护理念,这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融汇古今、连接中外的思想资源,成为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
摘 要:地名是“地”与“名”的结合物,“地”为物象,“名”系符号。文章以北方草原牧区、半农半牧社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田野调查,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对草原地名的内涵与功能进行了系统性探讨。文章认为,地名不仅是地理实体的符号,更是深刻蕴含环境知识与生活智慧的文化载体。研究遵循“人-自然-生活-文化”的整体分析路径,首先,构建了草原地名基于地貌、水资源、动植物和栖居环境的谱系分类系统,揭示了其命名与自然环境、资源分布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次,文章剖析了地名在日常生活、环境叙事与跨社区交流中呈现的文化生态逻辑,论证了其作为本土知识体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维系生态认知、促进文化共享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强调了地名研究对于理解人地关系、推动生态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摘 要:以往关于医疗“跨文化疑虑”的研究,多聚焦于线下面对面互动,强调通过文化嫁接、医者权威展示、文化中介者调解等途径建立信任。然而,从瑶族药浴在“小红书”的营销来看,数字环境中信任构建机制发生转型:叙事策略取代现场互动,成为消解文化隔阂的核心方式。瑶浴经营者通过诉诸古代、强调正宗、借助官方权威认证的非遗之名和以身体感受重释疾病与疗效,将原本根植于地方性情境的民俗,再语境化为面向大众的文化商品。该过程不仅依赖符号化叙事,更依托算法推荐和用户参与,实现信任的协同共建。此类叙事虽可促成初始信任,但其持久性仍需依靠可追溯的药材供应链、确切的功效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方能将文化吸引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信誉。
摘 要:残疾人是人类生存状态的隐喻,其主体能动性与艺术创造力,常因“健全主义”与“视觉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及实践模式而被结构性忽视和遮蔽。以盲人串珠工艺设计为研究对象,融合新物质主义与批判性残疾研究的理论视角,重点考察盲人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动态的协作机制。研究发现,手工艺术设计是残疾人实现无障碍表达、推动感官平权以及重塑主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其中,以跨感官协作与多主体共创为特征的盲人艺术实践,不仅揭示了设计范式的潜在转向,挑战了关于“残缺”身体的固有认知,更在实践层面助力盲人获得更具尊严的主体性位置与艺术参与性。盲人的串珠工艺实践案例为残障正义、无障碍设计以及边缘群体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一条兼具批判意识与行动潜力的分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