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苏俄为主要基地推动国际工人阶级革命成为俄共(布)的重要政策。1918至1921年间,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及苏俄的共产主义者在推动世界革命的浪潮中,以上海为枢纽逐步形成了一个跨国革命网络。世界革命的重心东移,为这一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而远东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帝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向东发展的关注不足以及上海的区位优势,则为各国革命者的集聚提供了现实空间。最终,上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逐步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枢纽。
[摘 要] 中共二大明确提出建设群众党的目标,这一目标客观要求构建契合工农群众认知水平与接受习惯的政治语言。大革命时期,为推动政治语言走向群众,中国共产党对日常词汇和政治词汇进行双向改造,灵活运用隐喻修辞、同一化修辞、情感诉诸修辞等多种语言策略,并根据基层传播场景强化文本语言的口语化色彩,推动政治语言从文本形态向口语实践的转化。借助对政治语言的群众化改造,中国共产党以直白的语言、亲和的语辞和共情的叙述表达,有效降低群众的理解门槛、拉近群众的心理距离、凝聚群众的革命共识。作为中国共产党向群众党转型的语言路径,政治语言群众化反映出党在复杂斗争形势下的政治智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摘 要] 1926至1927年的陕西农民运动,其兴起、高潮、受挫始终与国共关系的起起落落紧密相关。在中共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下,中共陕西党组织积极争取陕西农运的领导权,依托学校党组织网络领导农民协会、建立农村联合战线等符合实际的策略,成功将革命政治理念与农民自身诉求相结合,赢得了农民的拥护。但应该看到,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提供的军事支持,亦是陕西农运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只不过其终究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随着农民运动的日趋深入,农民抵制苛捐杂税、组建自卫武装与国民党地方政权维系财政收支的内在张力愈发凸显。1927年6月,因冯玉祥立场右转,陕西农运陷入低潮。中共陕西省委随之调整革命策略,转向独立领导“暴动”与“兵运”的武装斗争,陕西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 要]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战场上人员伤亡压力日益加剧,妥善安置伤残军人成为中共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1937—1939年间,陕甘宁边区承袭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残废院制度面临愈发严峻的安置压力,中共尝试通过发放抚恤金、安排伤残军人回籍等方式,在保障其生活与休养条件的同时回应其返乡诉求。然而,在国共关系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该政策逐渐暴露出政治风险等问题,并最终受到国民政府的限制。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通过政策调试,将伤残军人重新纳入教育、生产与基层社会组织体系之中,形成兼具救济、教育与生产功能的伤残军人安置体系。
[摘 要] 在货币混乱、生产瘫痪、后勤需求迫切的困境下诞生的中州农民银行,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基本方针,开展信贷业务。通过吸收公私存款等方式积累信贷资金,构建了服务工商业、农业等领域的多元信贷体系。其信贷政策坚持发展生产与群众路线相统一,以工商业贷款为主、优先支持军需民用产业,增强农贷便利性并重点支持灾后生产救助,实行低利与差别化利率政策,采取折实贷款、民主评议等创新模式。这不仅有效扶持贫民生产与恢复工商业,保障战争后勤与物资流通,巩固中州币市场地位,也为当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摘 要] 2016年以来,长征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推动了“长征学”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史实研究聚焦关键决策、重要战役以及与共产国际的互动等,细节考辨更加深入;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等跨学科研究方法,重点关注长征中的基层群体、仪式符号与国际传播等;价值阐释聚焦长征精神与文化的学理探讨和理论建构,并提出其当代转化路径。但仍存在史料挖掘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部分研究成果存在同质化倾向、跨学科方法与史学实证传统尚未有机融合等问题。展望未来,需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基础性工作,强化长时段和贯通性研究,借鉴大语言模型、数字人文等新技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长征学”话语体系,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提供镜鉴。
[摘 要] 辣椒作为一种特殊的食物资源,凭借其种植广泛、储存便利、多维功能等特性,在红军长征艰苦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红军长征途经的湘、黔、川等地为中国传统重辣区,行军路线与种植区域形成天然契合,辣椒以驱寒祛湿保障身体健康,以佐餐调味提供精神慰藉,以应急药用维系部队战斗力,成为红军战胜恶劣环境、应对生存困境的重要物资。辣椒在与革命的不断互动中,逐渐超越食物本身的物质属性,不断被赋予并形成新的情感意涵:作为革命者的身份标识、革命信念的具象表达、彰显革命纪律的重要载体与集体精神的纽带。以“食物政治学”的辣椒视角透视长征历史,不仅能够深入了解红军的革命日常,更有助于拓展革命史研究视野,推进长征史研究。
[摘 要] 1920至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在沪期间,上海凭借出版产业中心、先进印刷技术与进步人才集聚、租界特殊空间等独特优势,成为党早期宣传舆论工作的核心阵地。党在上海创办各类报刊,搭建秘密印刷发行网络,在革命实践中淬炼形成党管媒体、全党办报、群众路线、隐蔽斗争等优良传统与工作范式。这一阶段的红色报刊实践,既为党凝聚了群众基础、争取了舆论主动、筑牢了宣传事业根基,也丰富了上海红色文化底蕴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本文立足上海近代出版中心历史语境,依托上海市档案馆藏红色报刊史料,辅以相关文献典籍,以时间为脉络、以出版发行为主线,系统梳理中共早期在沪报刊事业的发展历程、制度建构、斗争策略与内在逻辑,凝练其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以期推动深化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源头、红色出版传统与精神基因的认知。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川陕苏区对本土传统民间歌谣加以运用与转化,生成了承载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歌谣。与传统民间歌谣相比,革命歌谣的创作机制体现了更集中化和组织化的生产模式。内容上,革命歌谣深刻反映了群众的苦难和革命的抗争,成为宣传革命理念、动员群众参与革命的重要工具。传播上,革命歌谣的传播呈现出有目的性、有组织性的特点,形成以宣传队为传播主体,以剧团、俱乐部为基本组织架构,以报刊歌本为书面载体,以教唱教学为重要形式的传播路径。川陕革命歌谣既继承了传统民间歌谣对阶级压迫不满的精神内核,也融入了特定时空场域下的革命话语,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传统文艺形式进行革命化改造的时代缩影。
[摘 要] 重视支部教育是中共自建党以来的优良传统。全民族抗战时期,为破解基层党支部因党员质量欠佳导致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的困境,中共一方面明确以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为重点的支部教育内容,构建服务于支部功能发挥的教育内容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教育机制、创新教育方法和推行分类施教原则等举措,保障支部教育持续、有效推进。通过这些措施,各支部的组织力、引领力与战斗力得到显著增强。
[摘 要] 网格治理是超大城市实现精细化治理的重要载体,但在实践中常因“专业化分工”与“系统性整合”的内在张力陷入碎片化困境。本文基于无缝隙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以近年来上海综合网格和“多格合一”工作为研究对象,阐释网格治理如何通过需求导向重构服务响应机制、从整体导向整合治理力量体系、从结果导向优化管理评价流程,从而构建协同高效的精细化治理体系。
[摘 要] 党建引领“多格合一”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通过组织重构与权责配置、多元联动的意见收集以及资源整合联动机制,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治理中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三跨”难题。然而,在推进过程中仍出现了“驻派式”人员配置导致干部身份归属模糊、数据共享壁垒引发治理协同困境、配套机制支撑不足制约治理效能发挥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多格合一”的治理效能,需要厘清岗位权责以破解身份认同难题,打通数据壁垒以深化部门协同,完善评估体系以健全保障机制,从而持续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 要] 提升基层治理实效,本质上是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场域的落地,核心在于破解条块分割、力量分散、协同不足、数智滞后等结构性梗阻,构建权责清晰、多元协同、数智赋能、高效闭环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金山区探索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六面体”工作法,强化体制机制赋能与条块协同,推动多元参与与源头治理,是对基层治理堵点、民生痛点、实践难点的积极回应,既尊重基层首创,又注重顶层规范引导,努力走出一条长效可行的基层治理创新之路。
[摘 要] 规范化处置不合格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彰显自我革命勇气和决心的重要命题。通过对七部核心党内法规的文本分析,能够明确严重违纪违法、对抗司法权威、组织纪律涣散、履职尽责缺位、群众关系恶化、社会形象受损、理想信念缺失、政治忠诚异化等。从类型化的角度看,这些标准对应于不合格党员的三种政治失范现象,即制度规范的政治原则“硬失效”、角色规范的政治期待“软失效”与思想认知的政治觉悟“深层偏离”等。基于不合格党员的差异性,针对性策略是采取分类施策与程序救济相结合的规范化处置路径。不合格标准的层次化与规范处置的类型化,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
三月 2日,市政府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安排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主持会议并讲话。 4日至12日,上海代表、委员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5日至1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