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性与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鲜明底色,其内涵和外延是具体的、历史的。二者高度统一、内在一致,是相互支撑、相互协调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人民性是党性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归宿;另一方面,人民性以党性为方向引领,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与政治保障。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中,必须深刻把握党性与人民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在政绩创造中的具体表现,从而进一步彰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与根本立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摘 要:“阶梯式递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范畴,集中体现为以非均质阶段接续重构现代化演进逻辑的本质规定。该范畴的生成以我国五年计划(规划)制度七十余年实践的规律提纯为逻辑起点,经由“分步走”到“远景目标”的话语嵌套转化,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凝练中完成从操作工具向分析框架的认识论跃迁。其内在构造呈示为“时间-空间-节律”的三维耦合:时间维度以阶段性质变序列瓦解线性进化论的均质预设,空间维度以自主性拓展突破“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演进节律以量变积累与质态跃升的辩证运动重构发展节奏,三者在阶段性转换的临界节点达成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面对异质性理论挑战,该范畴以叙事祛魅拆解罗斯托式单线增长幻象,以话语扬弃超越依附理论的结构宿命,以方法确证实现从概念自觉到方法论自觉的能级跃迁。其标识性意义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供给兼具解释力与操作性的方法论支点,为自主知识体系的范畴筑造提供可资参照的分析范式,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阶段接续与战略定力的辩证统一勘定认识论路径。
摘 要: 广义的道家思潮是中国古代一支有重大影响的学脉。这一思潮由先秦道家、汉初黄老学、魏晋玄学、唐以后道教共同构成。先秦道家讲究自然个体性,以婴儿彰显圣人人格,主张结成消极群体,和谐共处,互不干扰;黄老学讲究政治个体性,主张实行“无为而治”国策,谋求与民休息;玄学讲究精神个体性,讨论体用之辩,重视个体的精神安慰问题,但也造成体用两橛后果;道教讲究生命个体性,以气贯通俗人界和神仙界,形成本土宗教特有风格。道家思潮以维护个体性为宗旨,同儒家思潮以维护群体性形成鲜明对照。唯其相反,恰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前者是主线的话,后者堪称副线。
摘要:当前全球供应链风险加剧,保障制造业供应链稳定成为产业发展重点,而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提升的重要支柱。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从内部资源整合和外部资源协同视角探究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有利于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和存货周转天数,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提升企业内部运营能力、增强供应网络控制力和提高供需匹配精准度,发挥对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性质、行业类型、产业集群、对外依赖度以及中美经贸摩擦事件,均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供应链的“韧链效应”。研究拓展了人工智能赋能供应链价值创造的研究边界,并建议结合行业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配套完善制度保障,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供应链场景落地应用。
摘要: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为物流业实现低碳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对数字经济、物流业及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剖析数字经济对物流业碳排放的作用机理。以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15—2023年数字经济发展、物流业发展及物流业碳排放量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物流业发展及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物流业发展对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物流业碳排放量会随着物流业不断发展而增加;数字经济发展在物流业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能够减弱物流业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基于此,应着力消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低碳物流发展相关制度壁垒、提升低碳物流基础设施覆盖密度及智能化技术应用普及度,以及加快实现低碳物流与数字经济全方位融合,从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业碳减排。
摘 要: 网格计算与算力网络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为算力资源脱离实体形态的算力设备, 进而在网络空间中实现调度交易提供了技术支持。在算力生成、调度、应用的过程中, 存在算力基础设施层、算力流通调度层、算力应用服务层三个层级结构的区分。结合系统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分层治理理论,不同层级算力治理应当适配差异化的规制工具与治理手段, 从而形成 “技术分层 - 治理分层” 的分层法律治理模式。在具体治理路径上, 算力基础设施层治理可以通过地方立法优化规划布局、通过严格执法实现运营能耗的集约管理、通过政企协同实现关键设施的安全保护, 从而促进算力相关产业发展。算力流通调度层治理需要从算力要素的权属配置、算力资源的宏观调控与算力流通的规则构建三个方面, 促进算力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算力应用服务层治理需要在完善算力服务的质量标准与计费规则的同时, 构建基于合同法原理与智能合约技术的算力服务交易规则, 在维护算力产品消费者的权益的同时规范算力服务的场景化应用, 从而促进算力服务消费生态的形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背景下, 算力分层治理的后续完善还可以从算力治理主体协同、数据要素跨层流通、法律规则层级适配、技术标准互认体系等方面, 搭建多主体、多层级、多领域的系统性治理框架。
摘 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重塑劳动形态, 催生兼具平台算法控制与劳动者经营自主特征的 “不完全劳动关系”, 其半从属性、收入碎片化和算法控制隐蔽化等特质, 凸显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适配性困境: 传统劳动保障体系因从属性认定僵化、社保缴费机制与收入特征冲突、劳动报酬规则遭技术规避, 难以完全适配数字劳动新业态;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相关指导意见虽有突破却未脱离工业法治框架, 存在职业伤害保障覆盖不足、算法透明形式化、劳动报酬监管乏力等局限。此困境的根源在于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的系统性错配。通过运用 “基础要素 + 补充维度” 的双层认定规则明确保障边界, 可弥补规范体系效力层级失衡导致的保障范围失据; 借助弹性保障机制创新重塑适配范式, 能破解保障机制代际脱节引发的形态不兼容困境; 依靠举证规则重构完善救济通道, 可消解救济程序正义赤字造成的权益实现梗阻。该三阶协同路径为数字时代劳动法治的适应性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助力平衡平台用工灵活性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推动劳动保障体系与数字劳动形态精准适配。
摘 要:在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全球科技秩序深度裂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从信息安全等传统范畴,发展为嵌套于主权博弈、制度断裂与资源极化中的结构性复合风险。以“逆全球化”作为关键结构变量,构建“风险表现—内在成因—应对策略”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识别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四种基本表现形式:源于技术不确定性的内生技术性风险、由地缘冲突驱动的主观攻击性风险、国际合作断裂背景下的脱钩型风险以及全球资源极化导致的技术鸿沟风险。上述风险的深层根源在于全球技术生态的碎片化重构、国家主体攻击性强化、国际制度冲突升级、资源分配的再中心化以及认知治理体系异构化,其高度复杂性与外溢性已超出现有治理能力的边界。为回应这一挑战,提出“风险识别—动态评估—系统处置”全链条应对策略,包括构建“技术-地缘”双维度耦合的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基于全过程、多维度与主客观融合赋权的动态评估机制,以及集应急预案、组织机制与法治保障于一体的系统处置架构。研究力图在理论层面拓展逆全球化视域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结构性解释路径,在实践层面为我国构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与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依据。
摘 要: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评估数据要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影响,是科学施政的重要前提。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2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检验数据要素是否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通过升级当地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而缩小城市发展差距,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在不同城市规模间存在显著差异;在跨区域类和示范类综合试验区中,数据要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为数据要素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实证证据,弥补了现有研究分析的不足,不仅为数智时代突破传统区域发展理论局限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也为后续优化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布局、因地制宜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分类施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精准的实践参考。
摘 要: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失能照护保障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自2016年试点以来,长期护理保险在减轻家庭照护负担、改善失能老人保障方面逐渐显现成效,但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照护服务、医疗支出和健康福利,对其能否降低老年家庭预防性储蓄、释放银发消费潜力的研究仍然不足。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长护险对银发消费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2011、2013、2015、2018和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五期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来探究长期护理保险对银发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护理保险能够对银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收入异质性上,长期护理保险对中低收入阶层的银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对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地区异质性上,东部地区长期护理保险对银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机制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能够通过“改善对未来的预期”来推动银发消费。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强化长期护理保险与银发消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研究为进一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释放银发消费潜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摘 要:数字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新范式,正处于理论创新和自我反思热潮之中,呈现广阔的学术发展前景。然而,由于缺乏对其“是什么”“为什么”的底层逻辑追问而面临碎片化问题,甚至引发学界对其合理性的质疑。数字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客体,应遵循社会学探究一门新兴学科的逻辑脉络,在实践论层面,揭示数字社会学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学基础;在认识论层面,阐释数字社会学的概念内涵和学科性质;在方法论层面,厘清数字社会学大数据和社会计算融合互构的分析方法;在价值论层面,阐明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社会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学者需扎根人民群众的数字实践,在理论和实践融合碰撞中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社会学,丰富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为全球数字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摘 要:虚拟制片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深刻改变了战争题材电影的创作范式及工业生态,引发了历史严肃性与技术奇观化之间的伦理冲突。通过系统比较中西战争题材电影在虚拟制片应用中的技术路径、叙事策略与伦理抉择,揭示出二者转型逻辑的深层差异。我国抗战等题材战争电影等在“政策引导”模式下,技术侧重服务于强化史诗叙事与集体记忆的“民族文化工程”;西方“二战”等题材战争电影则在“技术节制”原则下,更加追求个体战争体验的感官真实与哲学反思,形成了市场与艺术传统驱动下的差异化路径。技术伦理差异的制度根源在于,场域结构中的资本分配与话语权博弈。基于此,面对共同的伦理悖论,以电影工业美学为理论视角,超越技术工具论,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以“技术赋能、多元共治、预防性治理”的三维动态伦理治理框架,主张通过AI伦理检测、区块链溯源、伦理听证会与沉浸式公众教育等机制,实现技术创新与历史严肃性的动态平衡。该框架为人工智能时代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伦理治理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