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形态的数字化、平台化和智能化,并未终结资本对劳动的结构性支配,而是推动资本支配劳动的中介机制发生深刻转换。数据捕获、平台规则和算法调度不断嵌入劳动全过程,使劳动者的行为轨迹、劳动节奏和成果归属被持续纳入资本增殖链条之中,传统意义上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由此延展为“数据—算法从属”。这一从属结构使劳动目的被数据积累和价值增殖逻辑所牵引,劳动过程在灵活自主的外观下受到智能化规训,劳动成果则通过数据资产化、流量变现和模型训练不断向资本端集中。马克思自由劳动思想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根本尺度,能够穿透技术中立和效率优先的表象,揭示资本新形势下劳动为何展开、如何展开以及成果归属的深层问题,并为数字时代规范资本运行、校准技术方向和重建劳动秩序提供价值依据。数智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应坚持劳动价值论和自由劳动导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度协同治理和成果普惠机制,引导资本运行和技术应用服务于劳动者发展与社会共同福祉。
摘 要: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因何而来”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分析新质生产力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即新质生产力“到哪里去”的问题。新的生产和流通方式培育出新质生产力,新的分配和消费方式塑造新质消费力,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消费力耦合形成“新型经济形态”。这种新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是:生产和流通活动的开展是由人的需要引领形成的,而人的需要是通过由合理分配结构所支撑的消费活动表现出来的,这种新型经济形态的本质就是“人文经济”,研究这种人文经济的经济学即为“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尝试。
摘 要: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演进背景下,硬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体系建设是发展科技金融的核心议题。全生命周期融资体系是以耐心资本为价值基础、金融科技为核心劳动资料、多元资本协同为新型组织形态的投融资范式。微观层面,金融新质生产力以新型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提升金融体系全要素生产率;中观层面,金融新质生产力以业务模式创新推动金融体系技术生产方式变革;宏观层面,金融新质生产力以产业业态迭代升级推动金融体系生产方式系统性演进,进而实现从“要素—模式—产业”三个层面协同赋能全生命周期融资体系建设。基于此,应当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依托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搭建统一评估体系,推动耐心资本存量提质增效、增量扩容培优。这不仅有助于激发耐心资本活力,缓解硬科技企业融资困境,也可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摘 要:基于 TOED 框架,以 2013—2022 年中国 27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案例,结合动态 QCA 与 NCA 方法,探究八个条件变量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单一因素并不构成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但农业技术创新质量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更显著。第二,形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有六类组态模式,包括技术主导下的城镇与数据驱动模式、技术轻推下的城镇与数据辅助模式、技术主导下的城镇驱动模式、政府—城镇—数据并行驱动模式、数据主导下的政府与城镇驱动模式、技术—政府—城镇并行驱动模式。第三,提高城镇化率是形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第四,仅两类组态模式导致非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第五,地理分布上,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组态模式的覆盖度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梯度特征。研究结论拓展 TOED 框架在农业创新领域的应用范围,也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多元发展模式提供经验证据。
摘 要:本文基于1985—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计量与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够有效助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从结构特征看,该收入贡献率主要依赖省内流动;从空间分布看,贡献率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和农村劳动力流入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居民增收贡献大于农村,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动因,遵循农村劳动力流动配置规律,是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作用机理:一是效率效应,依托非农部门的生产率优势,劳动力非农转移可提升城镇收入水平,同时借助非农就业“工资溢价”带动农村居民增收;二是规模效应,人力资本积累、市场化发展能够扩大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强化其收入增长赋能效应。
摘 要:新型城镇化正由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镇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共生,是新发展格局下的核心议题。基于人口—经济—空间多维视角,编制2023年中国区域间城镇人口投入产出表以反映城镇人口再配置情况,构建城镇人口—经济关联效应模型,精准量化人口城镇化引致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发现:“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城镇化—经济关联效应具有结构性差异;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并非无限制,规模扩张过快可能引发负面效应;城镇化经济效益可能存在时滞特征,短期负面效应可能掩盖长期收益。应打破单向虹吸模式,推动城镇人口与产业集群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协同布局;有序引导适度逆城镇化,优化区域城镇人口与经济结构;并进一步完善城乡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实现人口与经济要素的更高水平配置。
摘 要: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是决定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制度设计主要是基于纳税人“经济人”假设,注重从国家视角对纳税人收入进行数量上的调节,忽略了不同收入纳税人心理因素的差异性。行为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与经验的修正和拓展,更加贴合实际和具有适用性,已在欧美等多个国家被广泛用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本文在行为经济学视阈下阐释高收入纳税人的纳税行为特征,通过构建“收入不平等厌恶”模型,论证了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政府调整适用于高收入纳税人的最高边际税率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并借助人工田野实验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此结论,提出对适用最高边际税率45%的工资薪金所得对应的收入级次实行加成征收的优化建议。
摘 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企业韧性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引擎。本文基于2010—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应用情境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经营风险降低”和“产业结构优化”双重路径,提升了企业韧性。异质性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在战略激进度较高的企业、制造业企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非节点城市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在推动企业韧性提高后,进一步巩固了企业的市场格局。研究不仅为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微观企业依托政策契机提升自身韧性、培育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实践启示。
摘 要:绿色金融作为支撑生态环境改善与推动绿色产业升级的核心金融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企业漂绿行为是制约绿色金融运行效能的瓶颈。在应对漂绿问题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框架下,金融机构环境法律责任的承担、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对企业及金融机构的环境监督等主体行为对协同治理效能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释。为此,构建企业、金融机构与环保NGO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系统考察核心变量对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包括企业绿色项目成本、金融机构漂绿识别能力与实质审慎成本,以及环保NGO的社会声誉、公信力损失、环境公益诉讼胜诉率。研究最终构建包含制度刚性约束、环保NGO监督赋能、金融机构审慎能力与成本优化机制的系统框架,通过推动多元主体策略的协同演化,构建漂绿风险防控导向的绿色金融生态系统。
摘 要:网络平台是算法解释制度的核心适用主体。当前,在网络平台算法解释义务实践中,存在算法解释权利保障不足、责任主体归责不清与侵权损害证明困难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必要从算法信息知悉义务、算法可解释义务与算法可理解义务等层次完善网络平台算法解释义务。网络平台算法解释义务规则的实现路径,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或法律问题,而是涉及多重维度的复合型治理问题。这一路径的构建,既需要通过完善算法相对人的解释权利束切实维护其异议权与司法救济权,又需要在保障公共利益、保护个体权利与促进创新发展之间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此外,针对网络平台算法的复杂性,应构建分类分级的解释义务履行方式,以提升算法解释义务履行的有效性。